― 民院廿年答客問

1﹑我原名陳家榮﹐在小學至大學畢業時都用此名。按宗族規定﹐“家”是我們這一輩排行必須
用的中間字﹐但我和胞弟(陳家春)都覺得此字太“俗”﹑太“濫”。因此﹐1958年分配至北京中
央民族學院(現改稱“中央民族大學”)任教後﹐在填寫工作證資料時﹐我就自行改寫“陳佳榮”﹔
結果工作證就用現名﹐用了二十多年。但公安局派出所的戶口本上﹐仍保留為“陳家榮”。由於
在高等學校內﹐人事部門權力或影響較民間街道為大﹐後來1982年批准我來香港的通行證也
由學校開證明﹐結果抵港後也就一直用“陳佳榮”了。我弟弟(原在廈門大學任教﹐來港後曾為
理工大學講師)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他原來也改用“陳佳春”﹐申請來港時當局堅持要用原名
開通行證。至於其他筆名使用的原由﹐也沒有甚麼秘密﹐在我的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上都寫了(http://www.world10k.com/blog/?p=347)。

2﹑我只參加過1958年開始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工作﹐而沒有參加過民族識別。1958年
我剛到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任教﹐就以大學助教的身分參加“民族問題三套叢書”(後稱“五套叢
書”)的調查編寫工作。雖然民族識別工作自1950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一直在進行着﹐
但我參加的是福建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分在畲族小組﹐該族與本組負責的另一個“高山
族”﹐都已被確定為少數民族﹐只有個別地區如安徽﹑廣東部分人需要確認(當時由組長施聯朱
先生等個別鑒定)。在當時﹐參加此項工作談不上自願或被要求﹐可說是既非自願﹑也非被迫﹐因為從職業選擇到工作安排﹐所有大學畢業生都是由國家分配的。至於工作重要性﹐也未及細 想﹐總之組織上分配甚麼﹐做好工作就是﹐思想上還是重視的﹐希望努力完成任務。因此﹐我 於1958-1959年在福建﹑浙江調查了近一年﹐1959年6月-1960年底﹐先後在北京頤和園南湖飯店﹑達賴駐京辦事處﹐編寫《畲族簡史簡志》並參加送審﹑改訂﹐達一年半。此後回歷史系﹐長期講授世界近代史(間中指導過畲族史論文)﹐僅1979-1980年參加重編《畲族簡史》。總之﹐自己參加民族歷史調查的時間並不長﹐後來則主要改事中外交通史的研究了。

3﹑民族識別在1949年後是件大事。據我所知﹐進行此項工作的原因可能包括﹕(1)中共一直
學習蘇聯﹐所以長期想施行列寧的民族平等思想和政策﹐並按斯大林的民族四項標準應用於中
國的實踐。但何為民族﹖斯大林的定義和中國情況有何差距﹐必須通過調查來解決。(2)中國
歷來以漢族為主體﹐但周邊少數民族甚多﹐過去不很清楚﹐1953年所報族稱就有400多個。
其中哪些應屬漢族﹐哪些是同族異稱﹖無論從行政管理﹐還是學術研究的角度﹐都應該有個決
斷。(3)如欲執行民族政策﹐須對少數民族略加照顧﹐發放救濟和生產基金等﹐如族稱太多﹑
虛報冒領﹐就難以開展工作﹐所以需要識別。(4)當時還涉及民主改革問題﹐漢族自1950年
就開展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如是少數民族﹐對封建土司﹑領主或稍緩﹑或照顧﹔如確定為
漢族﹐則一體進行了。

據上所述﹐民族識別對中國的民族工作﹐就不是一個細節了﹐否則也不會在數十年間長期進行。但說它是工作核心卻未必恰當﹐就當是一種前提或先決條件吧。首先要確定為少數民族﹐才能歸入民族工作的範疇。因自己未親身參加此項工作﹐對民眾的反映沒有直接的感受。不過﹐據自己在民族學院二十四年的所見所聞﹐並無哪些民族的人不同意展開識別工作。反而聽說有些疍民很希望自成一族﹐但也無可奈何。

4﹑在到中央民族學院前﹐我對少數民族所知不多﹐和畲族也沒有甚麼特別的接觸。只因參加
了民族歷史調查﹐到福建福安﹑浙江平陽數個畲族村落(山頭莊﹑鳳陽村﹑王神洞等)深入調查﹐
和畲族民眾同吃﹑同住﹑同勞動﹐才建立了深厚的情誼。我覺得﹐畲民對自己的民族身分是很
重視的﹐頗有民族的意識。千百年來﹐他們一直聚居山上﹐無論遷至何處一直堅持保留自己的
民族語言﹑服飾及習俗﹐雖分佈在福建﹑廣東﹑江西﹑浙江﹑安徽五省的各個山頭而不變。據
我們接觸﹐他們不僅可用畲語相通﹐而且心理狀態接近﹐都由族譜而認祖宗﹑追同源﹐見到藍﹑
雷﹑鍾等姓倍感親切。

我曾留意到意大利的方濟各會會士鄂多立克(Odoric de Pordenone,約1265-1331)之東遊錄﹐其中記述離泉州後,經福州(Fuzo)而北上,越一大山。他提到山兩側男女之生活方式截然不同,有一側「婦女都在頭上戴一個大角筒,表示已婚」,此應指今閩東畲族已婚婦女的螺式或筒式髮髻,所謂生活方式不同當指居於山上的畲族與平原的漢人之差異。由此可以推論鄂多立克似非越過仙霞嶺而由閩入浙﹐而是通過雁蕩山南閩東、浙南之間的分水關。(參見拙著《中外交通史》﹐http://www.world10k.com/blog/?p=748)。

我覺得﹐畲族的民族認同感是強烈的。早在20世紀60年代北京民族文化宮舉辦展覽時﹐
最初曾寫“畲族使用漢族的客家方言”﹔當時我就表示不同意﹐建議改成“畲族語言和漢族客家
方言很接近”。雖然沒有時間作深入研究﹐但我始終認為﹐客家人以中原精壯男子南遷至福建﹑
廣東﹑江西三省交界的原畲族聚居地﹐他們向畲族學習其語言是相當可能的。民族認同感有助
於畲族保留自己的語言﹑服飾﹑風習等﹐但他們多居住山上﹐發展經濟不易﹐有農耕﹑交通等
問題﹐這是代價﹐也是當局應該大力幫助他們的。當然﹐一個民族要發展﹐應靠自己的奮鬥﹐
國家補助只是杯水車薪﹐故是否被定為某一族並非關鍵﹐民族內部的向心力﹑奮鬥精神才是最
重要的。

5﹑我在1958年雖分配到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但被調至民族研究所(當時屬中國科學院哲學
社會科學部)從事民族社會歷史調查達兩年半之久﹐真正回系任教已是1961年初。當時正值
待經濟略有恢復﹐又至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參加一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運動)﹐回校
不久文化大革命就發生了。老實說﹐當時參加的政治運動時間太多﹐有兩三年因經濟困難也不
能從事過長時間的學術研究。不過﹐以年輕人而言﹐還是朝氣蓬勃的﹐都想為國家和人民多作
貢獻﹐工作不辭辛勞。老教師因受政治運動衝擊﹐比較少言﹐但表面上都能服從領導。總體而
言﹐在文化大革命前人際關係還算單純﹐勾心鬥角不多見。至於教學研究﹐在1962年前主要
強調為政治服務﹐1962年“高等教育六十條”傳達後大家又紛紛抓業務了﹐可惜好景不長﹐四
清﹑文革又衝垮了一切。

由於在民族學院工作﹑生活了二十四年﹐幾乎所有同事及不少學生至今都記憶猶新﹑歷歷
在目。如果要提一位特別懷念的﹐那就是已故的原歷史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張錫彤教授。他是
我的直屬上司﹐為人謙厚﹑治學勤謹。他對我時時勉勵﹑甚為提攜﹐我也經常向他請教。本來
他希望我在學習俄文外﹐應另掌握英文﹐答應要親自教我﹐後因文化革命而沒有怎麼實現﹐但
我仍對他終身銘感。他的兒子﹑原北京大學教授張廣達先生(2008年榮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也是我的好友。他們父子合譯的巴托爾德《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費了三十多年才於2007年出版(http://www.world10k.com/blog/?p=847)﹐我和錢江﹑張廣達合編的《歷代中外行紀》(http://www.world10k.com/blog/?p=438)在2009年初面世﹐就權當是對張老夫子的一種緬懷和紀念吧﹗

自己因在歷史系﹐和從事世界史﹑中國史研究的學者接觸的機會較多﹐但同後來分入民族
學系的許多同事也過從甚密﹐如林耀華﹑陳永齡﹑宋蜀華﹑王輔仁﹑施聯朱﹑邵獻書﹑白振聲﹑
徐萬邦等等。其中參加過民族識別或熟悉其情況的有施聯朱﹑朱寧﹑陳鳳賢等教授。陳永齡教
授對此尤熟﹐但已屆九十高齡﹐況美國-北京來回走。黃淑娉教授調至廣州中山大學。此外﹐
原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的黃光學先生也頗了解相關的過程。

6﹑1982年4月﹐號稱“南溟子”的我跨過羅湖橋﹐南遷至香港此岸﹐迄今已近廿九載。來港後主
要從事圖書﹑網頁的撰寫﹑編輯﹑出版工作﹐伊今未息。雖然並未脫離文﹑史範圍﹐但與民族
研究基本無緣了。說起香港居民的民族成分﹐也是饒有興味的。以華人來說﹐號稱“四大民系”﹕
(1)廣府人(自稱本地人)﹔(2)客家人﹔(3)疍家人﹔(4)福佬人(或作鶴佬。原為福建遷來的水上
居民)。由於香港是國際都會﹐所有中國裔居民都稱華人﹐少數族裔指印度﹑巴基斯坦﹑菲律賓
等人。華人來港無須填民族成分﹐兼且居住遷移十分自由﹐無須向當局報告(納稅例外)﹐因此
很難確知哪一民系的居民住在何處。不過﹐仍有跡象可尋。例如﹕疍民現已大多上岸居住﹐但
在香港仔﹑銅鑼灣海邊﹐仍常見有操舟渡人游覽的﹐他(她)們應是訪查線索﹐估計其多住在海
邊。香港話中的“艇仔粥”﹑“艇仔妹”多與此族系有關。客家人在香港也長期保持他們的客家話﹐多住在新界﹐並常保留圍村式的建築﹐如荃灣陳氏三棟屋和沙田曾氏大圍就是典型﹐除了通過圍村作為調查入門外﹐各處(包括銅鑼灣﹑北角)都有客家菜館﹐也可算是不錯的線索。
就算在中國內地﹐客家﹑疍家也算是漢族一部分﹐香港更加如此﹐連大陸各種少數民族在此也都屬華人。所以難在香港了解中國少數民族情況﹐我曾為《民族團結》寫過短文﹕〈民族問題在香港〉﹑〈再從香港的“少數族裔”說起〉(http://www.world10k.com/blog/?p=20)﹐可以交流。

我覺得﹐香港的這種狀況也許是一種趨勢﹐一方面大家在人權﹑法律﹑經濟﹑科技各方面漸趨一體化而不分彼此﹐另方面卻保留自己出身國家﹑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包括語言乃至心理狀態。不管客家﹑疍家是否被定成甚麼“族”﹐相信其語言或風習仍會長期被維持﹐尤其是在相對聚居的地區。所謂同化﹐固然有政治上的強迫同化﹐但更多的是自然融合﹐決定於民族的意願﹐那是任何暴力所難鎮壓的。不一定甚麼民族問題都與人權有牽連﹐譬如西藏問題﹐要說人權那麼農奴制又如何﹖英國算是民主國家了﹐那愛爾蘭問題又如何﹖2006年9月﹐當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慶祝成立50週年時﹐我為參加學術研討會曾寫了一篇〈近代“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的歷史軌跡〉(http://www.world10k.com/blog/?p=66)。那是我離開民族研究三十年後﹐以世界史﹑中外交通史的觸角﹐並充分運用網頁資料搜尋工具而完成的﹐也是我在民族問題撰述方面最長的一篇文章。我深信﹐全球化與民族傳統的保留甚至“民族國家”的趨勢是並行不悖的。歷史工作者最擅長的是總結過去以指導現在﹐而非如算命先生般地預知未來。雖然可以推論﹐但須經實踐考驗。我既寫出上文並公諸網絡﹐唯有等待全球讀者批評和歷史的判決了。

[為回答Dr. Laurette Cointet 11月30日所提的六個問題而作﹐2010年12月3日於南溟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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