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佳榮

論及中國古代對外交通之港口﹐向來以廣州﹑泉州﹑明州鼎足而三。廣州自漢唐以降至近代﹐向來是中國首要的海外貿易重鎮﹔泉州在宋元時代﹐一度是全國乃至全球最大的航運港口﹐但後來趨於衰落﹔至於明州﹐開港也甚早﹐持續時間長﹐且有自己獨特的專門航線―北上對朝﹑日之交通。下面從設立市舶司及使用羅盤之早﹐來探索明州對外航海路線之地位。

市舶司或海關的設立﹐一向被視為對外交通﹑貿易發展的重要標誌。綜觀中國古代史﹐設立市舶使最早的是唐代廣州。該港因此獨一無二的記錄﹐而傲視全國諸港。及至宋代﹐隨著海外貿易的發展﹐有九個港口正式設置了市舶司﹐以成立先後而言﹐分別為﹕廣州(971年)﹔杭州(約989年)﹔明州(992年)﹔泉州(1087年)﹔密州(1088年)﹔秀州(1113年)﹔溫州(約1132年)﹔江陰(1145年)﹔澉浦(1246年) 。

北宋建立後﹐始置市舶司於廣州﹐其後再設兩浙市舶司。《宋會要》記端拱二年(989年)太宗詔曰“自今商旅出海外蕃國販易者﹐須於兩浙市舶司陳牒﹐請官給券以行﹐違者沒入其寶貨”﹐此兩浙市舶司當在是年或其前設於杭州。但南宋周淙《乾道臨安志》卷二明載﹕“提舉市舶衙﹐舊在城中﹐淳化三年四月庚午﹐移杭州市舶司於明州定海縣。”淳化三年為公元992年﹐則是年為明州置司之始。雖然該司在翌年即重歸杭州﹐但到了咸平二年(999年)﹐杭州﹑明州乃各置市舶司。

在宋代﹐明州屬最有名的三路市舶司之一。三路指廣南東路(廣州)﹐福建路(泉州)﹐兩浙路(明州﹑杭州)。據《乾道四明志》云﹐明州其地“南則閩﹑廣﹐東則倭人﹐北則高句麗﹐商舶往來﹐物貨豐衍”。由此可見﹐兩浙地區除設置市舶司時間僅次於廣州外﹐其對外航運路線也有其專門的特點﹕既有南下閩﹑廣轉赴西航﹐尤重在北上直通朝鮮及日本。

明州航線的重要地位﹐不僅可從設置市舶司之早﹑直航東北之特及海外貿易之繁榮觀之﹐而且由其最早出現以羅盤導航的記錄﹐也能作為重要的佐證。

眾所週知﹐十二世紀初的北宋時期﹐中國在世界上最早使用指南針導航。明確記載相關史事的﹐至少有下列四種宋代載籍﹕朱彧《萍洲可談》﹐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趙汝适《諸蕃志》﹐吳自牧《夢粱錄》。成書於宣和元年(1119年)的《萍洲可談》最早記及此事﹕“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或以十丈繩鉤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海中無雨﹐凡有雨則近山矣。商人言﹐舶船遇無風時﹐海水如鑒。” 一般認為朱彧所記廣州之海外交通與貿易﹐係據乃父朱服知廣州時所見所聞﹐服在任廣州為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至崇寧二年(1103年)﹐故廣州港海舶之使用羅盤當為1103年前之事。

除《萍洲可談》外﹐《諸蕃志》卷下曰﹐“海南……南對占城﹐西望真臘﹐東則千里長沙﹑萬里石床﹐渺茫無際﹐天水一色。舟舶來往﹐惟以指南針為則﹐晝夜守視惟謹﹐毫厘之差﹐生死繫焉”。《夢粱錄》則記﹐“風雨晦冥時﹐惟憑針盤而行﹐乃火長掌之﹐毫厘不敢差誤﹐蓋一舟人命所繫也”﹐“但海洋近山礁則水淺﹐撞礁必壞船﹐全憑南針﹐或有稍差﹐即葬魚腹”。上述兩書所記泉州甚多﹐然其撰寫年代較後﹐而且同《萍洲可談》一樣﹐所記用指南針導航只是泛泛而談﹐未有專指某一港口及某一航線。

通觀有宋一代諸書﹐只有徐兢的《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才是最早明確記載中國海船如何使用羅盤導航﹐行走於專門的航線上﹐而其始發及回歸港均是明州﹐目標地則為朝鮮半島。

徐兢的《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記云﹐“(五年癸卯夏五月廿八日庚辰)是夜﹐洋中不可住﹐惟視星斗前邁﹐若晦冥﹐則用指南浮針﹐以揆南北”。據《宋史‧高麗傳》﹐徐兢為宋使給事中路允迪的從官﹐隨其於宣和五年(1123年)由明州出使高麗﹐歸於次年就見聞所及撰寫此書。該書對宋代大型遠洋海船構造及裝備記載頗詳﹐於明州-高麗間的航行歷程和沿海島嶼也有仔細描述。尤其重要的是﹐《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成了最早記述中國遠洋航船以羅盤導航成功來回的記錄﹐這就大大提高了其史料價值﹐也是對明州古代海港地位的充分肯定。

總之﹐明州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對外交通貿易港口之一。其設置市舶司及採用羅盤導航的時間均僅次於廣州。至於其長期穩定專向東北的特有航線﹐及保持最早以羅盤指引該線航船安全行駛的記錄﹐更是對中國古代海外交通史難能可貴的貢獻﹗
 

       
(作於2005年10月11日﹐在2005年12月
9-12日中外關係史學會﹑浙江日本文化研
究所﹑寧波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合辦的
寧波“海上絲綢之路”學術研討會講演。
後刊於《寧波與海上絲綢之路》﹐科學出
版社2006年出版)

陳佳榮“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_新增文章_海交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