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公元960年一1127年)與南宋(公元1127年一1279年)是中外交通史上一個特殊的時期。一方面兩宋國力積弱不振,北宋時北方有遼  (公元947年一1125年) 與西夏 (公元1038年一1227年)割據,其疆域不若唐代遠甚,及南宋又與金(公元1115年一1234年)作南北對峙,偏安於一隅。另一方面,兩宋時東北、西北之陸路對外交通固瀕於斷絕,然海上對外交通卻呈現空前蓬勃之態勢,海外貿易比唐代更為繁榮興盛。

兩宋尤其是南宋海外交通、貿易之所以空前繁榮,和其偏安南方有關,但亦不盡然。若加以全面分析,其原因約有下列數端:

     (一)經濟重心整個南移:中國之經濟重心原在北方之黃河流域中原地區,然自東漢以後即逐漸南移,及至宋代尤其是宋室南渡之後,此一過程已整個完成。南方人口數量超過北方,都市十分繁榮,為對外航運貿易提供十分有利之條件。
     (二)手工商品經濟發達:兩宋時期之手工業分工細、種類多(礦冶、紡織、製瓷、造紙、印刷、造船、兵器等等),產品數量、質量均佳,需要尋找海外市場,也為對外貿易提供豐富的商品源泉。至彼時之商品經濟更大大超過唐代,唐時十萬戶以上的城市只有十來個,北宋增到四十餘個。開封、臨安、蘇州、建康、鄂州、江陵、成都、廣州等大的商業都市十分繁榮,商業交易已突破坊(居民區)、市(商業區)分置和時間限制,到處都可設舖。北宋開封市場之繁盛由《清明上河圖》可見一斑。南宋臨安(即杭州)居民達一百二十多萬人,大街小巷店舖「連門皆是」,「買賣晝夜不絕」。
     (三)北方陸路交通受阻:北宋立國之初,東北、西北地區已為遼、西夏所據,燕雲十六州淪為遼地,後來金又佔領北中國,故傳統的通西域的「絲綢之路」受阻,只有發展東、南的海外交通,以加強對外貿易。
     (四)政府重視市舶之利:北宋通過徵收舶稅、收買舶貨已取得巨額的利潤,例如英宗治平時(1064一1067年)市舶收入每歲六十三萬貫,是宋室財政收入之重要來源。及至南宋高宗時(1127一1162年),市舶收入竟達二百萬貫,超過北宋最高額的兩倍多,故政府對海外貿易十分重視。
     (五)羅盤廣泛用於海舶:宋代造船技術水平在世界上堪稱先進,巨型遠洋海舶的製造,特別是羅盤(指南針)之廣泛用於航海,使中國航船頻頻出沒於南海至阿拉伯海的廣闊洋面上,大大促進了與外國的貿易往來。
     (六)阿拉伯帝國之崛興:公元七世紀,阿拉伯帝國崛起於西方,並在東西方的貿易上嶄露頭角。從此直至十五世紀歐洲人東來止,均為阿拉伯人在世界商業舞臺上最活躍的時代。許多大食商人為了財富與商品,紛紛前來印度與中國,遂使海路交通之重要性空前增強。

綜觀整個古代之中外交通史,只是到了宋代,海路交通才得到了空前之發展,並始居首要地位。對於通過海上同世界各國交往之途徑,或謂之曰「海上絲綢之路」,唯此名雖頗具浪漫色彩卻未盡貼切,容易使人對海外貿易的實際情況產生誤解。如果說在唐以前中國同外國貿易往來以絲綢為大宗,由於此種特點故稱當時的主要對外交通道路,即由長安而通西域的陸路為「絲綢之路」,那也只是一個象徵性的稱呼。至於海上交通的情況並不盡然,特別是唐代以後。一般來講,作為「沙漠之舟」的駱駝比較適於運載絲綢、布帛,而真正的船舶卻能裝運形狀、大小不同的貨物,譬如陶瓷器。宋初 「諸蕃並通貿易,以金銀、緡錢、鉛錫、雜色帛、瓷器,市香藥、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鑌鐵、鼉皮、瑇瑁、瑪瑙、車渠、水精、蕃布、烏、蘇木等物」(《宋史.食貨志》)。後來禁止金銀、緡錢、鉛錫外流,主要的傳統出口商品實際上只有絲綢與瓷器。而隨著製瓷業的日益發達,瓷器在外貿商品中越來越佔居首位。宋瓷的製造技術極高,其質體、釉色、式樣均遠超前代,較有名的是青瓷器,有河南的汝窯、處州的龍泉窯等,據云鄭州一帶的柴窯自五代末起即能燒製「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磐」之瓷器,龍泉窯「所陶青器,純粹如美玉,為世所貴」。江西景德鎮在當時亦已嶄露頭角,其青白瓷「鬻於他所,皆有饒玉之稱」,此外北宋定窯的白瓷亦頗負盛名。至於福建、廣東等地也大量製造外銷的青瓷器。

據宋人朱彧《萍洲可談》載,「舶船深闊各數十丈,商人分占貯貨,人得數尺許,下以貯物,夜臥其上。貨多陶器,大小相套,無少隙地」。比起華麗的絲綢來,陶瓷顯得質樸而淡雅,但它雖容易破碎卻不會腐爛。據南宋時於泉州提舉福建路市舶的趙汝适所撰之《諸蕃志》,蕃商博易之物有瓷器者共十多國:新羅(今朝鮮),麻逸(在菲律賓,或位今民都洛Mindoro島),三嶼(或指菲律賓卡拉棉Calamian、巴拉望Palawan、布桑加Busuanga等三個島,一說在呂宋Luzon島西南沿岸),渤泥(在今加里曼丹島),婆(在今爪哇島),三佛齊(在今蘇門答臘島),占城(在今越南中南部),真臘(在今柬埔寨一帶),凌牙斯加(在今馬來半島北部,位泰國北大年Patani一帶),佛囉安(在馬來半島,或指馬來西亞的爪拉勿蘭Kuala Brang),單馬令(在馬來半島,或在馬來西亞彭亨州的淡貝林Tembeling河流域),南毗(在今印度,或位於馬拉巴爾Malabar海岸),故臨(在今印度西南部的奎隆Quilon),細蘭(即今之斯里蘭卡),層拔(應即Zanzibar之省譯,在今東非沿岸)。此外,近百年來,東自日本,經過南洋群島,西至印度洋沿岸,而達於今東北非洲,到處都有宋瓷出土。那些晶瑩清秀的瓷器或其碎片,猶如無字無聲之目擊者,和宋代載籍相互印證,說明自八、九世紀以後,東西方貿易的中心路線已經轉移到海上。上古時代,絲綢無疑是東西方之間陸上交通的重要象徵;而到了中古時期,陶瓷卻成了連結東西方之紐帶,是為東西海路交通之橋樑。因此也有的將東西交通之海路稱為「陶瓷之路」或 「絲瓷之路」。

兩宋時期,中國外銷商品主要為陶瓷與絲綢,而進口貨則以香料或香藥為大宗。香料在唐代已大量入口,因多用作醫藥故稱香藥。唐以前,香料多為權貴之奢侈品,後來漸推廣至民間而成社會之必需品。陸游(1125一1210)《老學庵筆記》有云,「京師(指開封)承平時,宗室戚里歲時入禁中,婦女上犢車,皆用二小鬟持香毬在旁,而袖中自持兩小香毬。車馳過香煙如雲,數里不絕,塵土皆香」。由於對香藥之需求量大增,政府乃以之作為專賣品而獲取巨利,「宋之經費,茶、鹽、礬之外,惟香之為利博,故以官為市」(《宋史》卷一八五)。據統計,北宋廣州、明州、杭州三舶司,在熙寧九年(1076年)至元豐元年(1078午)共進口乳香三十五萬四千多斤,獲款八十九萬多貫。全部香藥年入約四十萬貫,佔當時全國歲入的百分之二左右。到了南宋,香藥之收入竟高達歲入的二十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

香藥產於阿拉伯地區以及印度、中南半島、馬來群島諸地,當時之東西海上國際貿易為阿拉伯人所控制,故經營香藥買賣的多係大食商人。據《諸蕃志》卷下志物及葉廷珪《香錄》等書所載,當時輸華之香藥有腦子(即龍腦香)、乳香(一名薰陸香)、沒藥、血碣、金顏香、篤耨香、
蘇合香、安息香、梔子花、薔薇水、沉香(又名奇南香、伽楠香)、箋香、速暫香、黃熟香、生香、檀香、丁香(又名雞舌香)、肉荳蔻、白荳蔻、降真香(一名紫藤杳)、麝香木、木香(又名蜜香、青木香)、蘇方木、龍涎香、鷓鴣斑香、烏里香、亞濕香等二十餘種。1974年,在泉州古港後渚出土了一艘宋末或元代之船,所載乳香、龍涎香、降真香、檀香、沉香等即多達四干七百多斤。因此也有的將當時中外交通之海路稱為「香藥之路」或 「香料之路」。竊謂如一定要命個名,似將出口﹑進口綜合而考慮為佳,準此以觀則兩宋之海上中外交通途徑,莫若稱為 「香瓷之路」。

 

 

 

 

 

 

 

陳佳榮“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_教學研究_《中外交通史》_
第五編  兩宋時期海外交通之發展_第一章  兩宋海上對外交通發展概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