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佳榮

隨著21世紀之來臨﹐資訊科技發展之突飛猛進﹐歷史教學方法如何轉變的議題已提上日程﹐並為海內外史學界同仁所密切關注。過往大學以前的歷史教學多偏重知識的傳授﹐而今提倡「中學歷史教學高階思維」者有之(1)﹐主張「先學理﹐後學史」者有之(2)。這牽涉到傳統的「史學」(基本理論)﹑「史識」(基本知識)﹑「史才」(基本技能)(3)﹐究以何者為先或三者並重以及如何配合的問題(4)

拙以為﹐人生來就有學習知識﹑展開思維﹑掌握技能的問題﹐由小到大及老﹐歷經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邊幹邊學乃至終身學習﹐此三者在各個階段均相對應呈螺旋式不斷上昇之勢﹔而在不同階段﹐則有先後或重點之變化﹐並表現在教育部門或前輩為學生﹑晚輩所擬定的教學大綱及經驗總結中。

一般而言﹐中小學階段﹐重在灌輸基本知識﹐包括記誦必要的年代﹑人名﹑地名等等﹐同時適度引領學生訓練思維﹑搜集資料﹔大學階段重在傳授基本理論﹐使學生能掌握貫串中外古今史事的線索﹐同時不斷增加知識﹑進一步訓練技能﹔研究生階段或畢業後實踐﹐重在培養基本技能﹐在導師或上司指導下蒐集必要的資料或數據﹐獨立完成論文或工作項目﹐同時繼續提高自己﹑終身學習。下面就幾個問題略抒淺見﹐就正於四方之大家(5)

(一) 史識與思維

在歷史教學之中﹐如何處理灌輸﹑傳授知識(包括記誦時﹑地﹑人﹑事﹑物諸名目)及訓練思維能力之間的關係﹐是新世紀歷史教學法改變所面臨的一大問題。近數年來﹐主張學生在「愉快中學習」的口號頗為流行。一時間﹐在文史學習的領域內﹐一反傳統的學習方法﹐出現了許多空前的氣象﹕學習語言﹐反對死背生字﹐著重文法解析﹑理解記憶﹔學習文學﹐否定背誦範文﹐提倡內容分析﹑技能訓練﹔學習歷史﹐反對硬記年代及人名﹑地名﹐偏重思維分析﹑價值判斷。其實凡事有利必有弊﹐對傳統不可一概擯棄﹐否則會矯枉過正﹐產生負面的影響而誤人子弟。

筆者認為﹐「背誦式的記憶」仍然是學習文史的行之有效的重要手段。俗話說「熟能生巧」﹐記憶的要訣之一在「不斷重複」。生字﹑數據﹑公式﹑年代﹑人名﹑地名等等﹐許多是沒有任何道理的﹐靠理解分析掌握不了﹐非硬記不可。如果學習語文不背誦生字﹑範文﹐結果頂多將長期停留在閱讀理解的水平上。有那麼一種現象﹕[1] 學習英文﹕在內地﹐講文法﹑讀音標所佔的份量重﹔在香港﹐多隨教師讀課文﹑記生字。[2] 學習中文﹕在香港﹐語文課本充斥了文法解析﹔在內地﹐保持了熟讀範文的傳統。關鍵在以何種為第一語言或第二語言﹐其學習方法不盡相同﹐而效果也迥異。

學習歷史﹐也必須採取學習母語的有效方法﹐把記誦基本知識和思維分析研究相結合﹐二者不可偏廢。歷史的要素或可歸納為﹕時﹑地﹑人﹑事﹑物﹑因﹑果。中文講「六何」﹐英文為「六W」﹕何時(WHEN)﹐何地(WHERE)﹐何人(WHO)﹐何事或何物(WHAT)﹐何因或為何(WHY)﹐何果或如何(HOW)。對於事物及因果﹐或可以理解分析來幫助記憶﹐然重要年代﹑人名﹑地名則須花力氣才能記住﹐否則將產生「關公戰秦瓊」式的笑話。因此﹐歷史教學也可以按不同階段﹐規定一些最低限度的人﹑地﹑時﹑事﹑物等基本的名目﹐作為必讀或者必考的內容。

背誦記憶法之所以不能丟棄﹐原因在於﹕人類掌握的科學技術雖然日新月異﹐但人的頭腦並未發生根本的「質變」。我們不否認基因的遺傳﹐但前人能將聰明才智遺傳給後代的﹐至今仍然微乎其微。一個人生下來﹐無論是誰家的孩子﹐頭腦中仍然是空空如也﹐如果將之放在荒島上﹐仍然要成為新的「魯濱孫」。科學家的後代也許聰明些﹐但他無法把知識遺傳給子女﹐只能透過家教多加指點﹔電腦上的資料可方便後人縮短搜尋的功夫﹐但他們仍要從頭一點點學習才易於掌握。

正因為嬰兒年幼無知﹐一切均須從頭學起﹐所以每個人自小要不斷拜師求學﹕在學校﹐跟從「活老師」學習知識﹔畢業後﹐繼續由書本等類的「死老師」獲取知識。一般而言﹐學生要先掌握前人優秀的文化知識﹐再到社會去實踐為佳﹐如果過分強調早期的社會實踐或自由思維﹐會使孩子們缺乏判斷是非的正確標準﹐而無所適從或容易變壞。不僅德育如此﹐智育也是一樣﹕學習語言﹐掌握一定數量的生字才能豁然貫通﹐使自己的能力發生質變﹔學習歷史﹐只有掌握較多的知識﹐才易於展開中外古今的比較性的研究。就歷史學科而言﹐早期應多記住一些基本的史實﹐使頭腦充滿正確的資料﹐否則思維訓練就會成為無源之水或無根之木﹐容易出現觀察﹑分析問題的錯誤。

因此﹐在教學領域內或社會環境中﹐切記不要亂提口號。十多年前﹐香港流行「想做就去做」一語﹐後來因副作用大﹐改成了「應做就去做」。同樣﹐「愉快中學習」也是值得商榷的。根據自己的經驗﹐總覺得學習從來艱苦﹑很難愉快。可能由於腦細胞功能不同﹐我們看電影﹑聽音樂可以通宵達旦而不知疲累﹐但看起古書或記誦外語時間一長就受不了。當然﹐有的人因遺傳基因而較聰明﹐或對某種範疇的知識有興趣﹐學習起來較順心或愉快﹔但總體而言﹐正課的授受或作為專業的訓練﹐任何學科的學習都是非常艱苦的。那種靠「齊齊玩」﹑「大家樂」學習語文的方法﹐表面上可提高興趣﹑減少壓力﹐但一到考試就須回到同林鳥各自飛的現實。至於自己同自己比的「目標為本」﹐雖可鼓勵一些後進者﹐但應使他們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去適應﹑對付殘酷競爭的現實社會。古語有云﹕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邊苦作舟。我們應正確引導青少年去努力學習﹐乃至終身學習﹐不要讓他們覺得不用記誦知識﹐只一味想一想﹑玩一玩﹐就可以愉快地掌握各種本領了﹗

(二) 史識與理論

歷史教學除了傳授知識﹑訓練能力外﹐還有啟發學生樹立正確觀點及養成良好品德的問題。在中小學階段﹐我們於傳授歷史知識的同時﹐就應該有目的地透過史事總結經驗教訓﹐做到教人﹑育才﹑培德。當然﹐老師也應由各類相同或相反的事例中, 引導學生逐步掌握一些基本的理論﹐善於用歷史線索來貫串或說明史事﹔不過﹐這方面的工作當於大學階段重點解決﹐中小學生掌握知識不多﹐尚難充分領會基本理論及把握基本線索。

為了培養學生樹立正確的史觀﹐首先要向他們提供客觀的歷史知識。誠然﹐許多史事的敘述都含有講者或作者自身的觀點﹐很難說是否正確或完全正確﹔唯起碼的時間﹑地點及參與的人﹑發生的事﹐總應盡量客觀無誤﹐提供準確的事實﹐至於如何評價則留待學生去分析研究。

中國古來的歷史傳統重視「史德」﹐講究直筆書史﹐雖然極難做到﹐但總是學術良知要求的理想。史家往往具有獨立的人格﹐否則不是朝廷鷹犬就是金錢奴隸。在當今新世紀的世界﹐我們應盡量培養學生具有獨立思考的作風﹐避免鸚鵡學舌﹑人云亦云﹑亦步亦趨。這就要求老師向他們講授必要的知識﹐並逐漸加強史學理論的薰陶。例如﹐學生經常接觸到許多影視作品﹐而有些不顧歷史事實﹐以「統一」﹑「穩定」的現實目的﹐把古代「英雄」的熱血作為專制暴君和統治祭壇上的供品﹐這對青少年世界觀的培養就極為有害。

由此可見﹐教授歷史不能片面強調方法的訓練﹐尤應留意客觀知識的傳授和正確史觀的培養。說到教育方法的改革﹐其實香港現行的許多觀點﹐早在三﹑四十年前中國內地文革中均已提倡過﹐例如﹕反對以教師為中心﹐強調以學生為主體﹔反對講史限於帝王將相﹐主張打破王朝體系﹐古為今用﹑厚今薄古﹔反對「填鴨式」的灌輸﹐提倡啟發式教學﹔反對考試突然襲擊﹑以學生為敵人﹐等等。當時對學生能力的訓練不可謂不重視﹐然因革命內涵大謬而一錯百錯﹐培養出來的多為「打倒一切」的紅衛兵。此種深刻的歷史教訓﹐值得認真記取。

至於史學理論的造就﹐海內外則須因應不同的制度﹑環境﹑傳統﹐而加強相關的訓練。通常一些香港學生慣於隨便發表自己的觀點﹐見解較重分析及微觀﹔而許多內地學生頗善綜合﹑歸納及宏觀。這些方面就應互相學習﹑取長補短。總之﹐在中學階段﹐仍須注意向學生傳授各種基本知識﹐同時相應加強史學觀點及思維能力的訓練﹐從而為未來大學的專業學習﹐奠定良好的基礎。

(三) 習史與社會

提到學習歷史﹐不能不涉及興趣及未來前途的問題﹐否則會覺得枯燥無味﹐擔心作為專門知識或專業技能沒有出路。興趣是推動人類歷史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凡事有了興趣則孜孜以求﹐夜以繼日地埋頭苦幹。興趣有些是天生的﹐但很多則可以培養。以習史而言﹐如果認識其重要性﹐如增長知識﹑溫故知新﹐吸取教訓﹑提高能力﹐分辨是非﹑培養品德﹐熱愛祖國﹑對外交流﹐等等﹐則可加強學習的動力﹐並在不斷研討中磨合出興趣與愛好來。

對於學習歷史的前途﹐也必須經常啟發學生。歷史因是過去政治﹑外交﹑軍事﹑經濟﹑文化﹑科技的總結﹐含有大量事例及經驗教訓﹐與邏輯思維密不可分﹐故將來不論從事任何職業﹐均有助其分析﹑綜合及執行能力的培養﹐可少走彎路﹐增強組織本領。此外﹐有了豐富的歷史知識﹐遇到任何事物﹐均可知其然及所以然﹐大大添加日常生活中的情趣。

如果我們將眼界由個人轉到社會﹐則習史重要性更加顯而易見。譬如香港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工業化時期﹐每年的生產總值均有大約10%的增長﹐近來則增長率日趨下降。只要研究世界歷史上各發達國家的進程﹐就可知香港已屬歐﹑美福利國家型的社會﹐其經濟發展出現的是結構性的問題﹐應借鑒他國經驗教訓以求改變。

至於中國內地﹐現在發展勢頭頗勁﹐但也可總結其他國家工業化的經驗﹐加速發展﹐少走彎路。在歷史上﹐德國毋需像英國經歷蒸汽時代的漫長歲月﹐逕入電器時代﹔今日歐洲有些國家的電器﹑交通工具仍停留在二十世紀前期的水平﹐而中國某些農村不必伐木架電線而直接使用無線電話。因此可以借助歷史研究﹕中國是否必須經歐洲那種由農村到城市起高樓大廈﹐再回農村蓋鄉間別墅的循環﹐可否直接把電纜架設到綠色地帶﹐盡量少破壞生態而又能夠享受現代文明﹖

中國學者更應借鑒歷史經驗﹐到農村深入展開社會調查﹐以瞭解在現代化過程中﹐原有小農自然經濟基礎的破壞程度如何﹐由於社會矛盾的積聚﹐會否出現新的農民暴動抑或是市民騷亂﹐可向當政者提出解決的良策﹐以免出現不必要的社會大動盪。否則屆時「人鬥人」的慘劇或會消耗這些年來好不容易才取得的經濟發展成果。這些都是努力學習歷史的好處﹐也是文史工作者應該為國家﹑社會﹑民族發揮的擅長。


(四) 習史與科技

值此廿一世紀屆臨之際﹐學習歷史還面臨著如何借用新的載體﹐使學術與科技密切結合的新課題。隨著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即I.T. 時代的來臨﹐電腦網絡成為繼圖書報刊﹑廣播電台﹑電影電視之後的另一種新媒體﹐展示了無比的威力。一時間﹐互聯網會否取代圖書等原有的載體﹐文史工作者如何將自己的成果融入新媒介﹐以及在教育領域如何充分利用網絡來教學﹐變為人們熱衷的話題。

然而﹐在資訊科技事業發展的過程中﹐也出現了反覆﹐存在一些誤區﹐如認為舊載體即將完全被取代﹑老一輩很快都要被淘汰。於是存在了下列現象﹕一些年輕人認為許多老年人不願學電腦﹐都是老頑固﹐應早點滾蛋﹐自己完全可利用新科技來發展文化﹔部分老年人認為學電腦非傳統正道﹑有傷身體﹐況且電腦上常錯字連篇﹐故譏為「垃圾文化」。

拙以為﹐上述兩種傾向都有偏頗之處。在新科技推行時﹐仍須實行老﹑中﹑青三結合﹐並可用「舊酒新瓶」來涵蓋。新瓶使人眼前一亮﹐但酒還是老的醇。青出藍勝於藍﹐年輕人無疑擅長新的互聯網科技﹐但任何網絡不過是一種載體即表現的形式﹔用大量數碼展示出的仍然是人類數千載歷史積累的文化﹐這些內容尚要靠老專家﹑學者來審查﹑校訂﹐薑還是老的辣。明乎此﹐則青﹑老雙方均無驕傲的理由。老年人要略識電腦﹐免被淘汰﹔青年人要尊重師長﹐勇往直前。

隨著I.T. 的進步﹐已為歷史教學及研究的方法帶來不少變化。過去﹐老師在課堂上﹐背靠黑板﹑面對學生﹐用口述及板書來傳授知識﹔而今﹐老師可編製PowerPoint﹐利用投影器及熒幕﹐在學生背後操控全課節。過去﹐搜集歷史資料要翻閱汗牛充棟的圖籍﹐一字一句抄摘下來﹔而今﹐可利用光碟﹑網絡﹐下載厚重的圖書資料及全球成果。

當然﹐新的科技也帶來一些新的問題﹕採用電子課本及網絡教學後﹐如何發揮原有教科書的作用﹖老師在未來教學環節中﹐究應扮演何種角色﹖搜集歷史資料雖然大為迅捷﹐但如何對待傳輸錯漏的問題﹖又如何防止及識別抄襲他人成果的大患﹖這些問題也不是用一兩篇短文可以說清楚的﹐或須靠一兩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見到解決的端倪。吾輩應當為此而貢獻一切﹑終身奮鬥﹗

註釋﹕

(1) 參見梁一鳴﹐〈中國歷史教學高階思維的理論架構與教學實踐〉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主辦「歷史教育研討會」與會論文)﹐打印稿﹐2003年12月12-13日﹐第1頁。
(2) 參見〈「先學理‧後學史」 ─中國歷史科﹕學會學習的不二法門〉(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主辦「歷史教育研討會」論壇印發的演講大綱)﹐打印稿﹐2003年12月13日。講者包括陳福霖教授及尹達明﹑鍾石昌﹑趙益鎮等資深老師。
(3) 「史學」﹑「史識」﹑「史才」係唐朝史學家劉知幾《史通》提出的史家「三長」﹐筆者認為後世提倡的「三基」(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基本技能)大致與之相合。至於清朝史學家章學誠在《文史通義》所提的「史德」﹐主要牽涉到個人的道德修為﹐本文歸入史學理論綜敘之。
(4) 可參見許振興﹐〈思考二十一世紀香港的中國歷史教學〉﹔周佳榮﹐〈歷史教育新方案 ─回應知識時代需求的課程和訓練〉。二文均為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主辦「歷史教育研討會」與會論文﹐打印稿﹐2003年12月12日。
(5) 筆者參加2003年12月12-13日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主辦「歷史教育研討會」﹐原擬寫與會論文〈「愉快學習」與熟記時﹑地﹑人﹑事諸要素〉﹐後全文未成﹐僅有提要約2000字刊該會秩序冊中。本文係在其基礎上﹐吸取同仁高見另撰而成。

 

(2004年6月上旬為香港教育學院
 社會科學系主辦的「歷史教育研
 討會」論文集而作;後刊於《現代
 教育通訊》第89期﹐2009年4月)

 

 

陳佳榮“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_新增文章_寰宇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