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多把為政治私利而結成的排斥異己之宗派集團稱為「朋黨」,故《論語》云君子「群而不黨」,《荀子》曰「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為務,是篡臣者也」。歷代朝廷大臣凡欲攻擊政見不同者,往往指之為朋黨,並因此而引起黨爭、釀成黨禍,其最烈者如東漢的黨錮之禍,唐代的牛、李之爭,北宋的新舊兩黨,以及明代的東林黨爭。

明代因宦官長期專政,許多官僚均附於閹豎而充其黨羽,故被稱為「閹黨」。至晚明時,一些士大夫因議論朝政、抨擊宦官,而被指為「東林黨」並遭迫害,故東林黨與非東林黨之爭,實即東林黨與閹黨之爭。明代黨爭之背景大略如下:

     (1)政見引起衝突:明時鼓勵士民上書言政,御史諫官尤得直陳無避,國家大事往往集朝臣廷議裁奪,因此廷臣常為不同政見而爭執不休。如嘉靖間就有宮廷中爭議世宗本生父尊號的「議禮案」。武宗死時無子,朝臣迎其堂弟世宗即位,世宗使禮臣議其本生父興獻王祐的尊號,張璁等迎合帝意,議尊為皇考,楊廷和等則認為不合禮法,主張稱孝宗(武宗父)為皇考,以興獻王為皇叔父。此事在朝廷中爭論了三年,最後終於追尊興獻王為皇考恭穆獻皇帝,然廷臣二百餘人竟跪伏宮門,哭闕力爭,聲震闕廷,世宗乃將一百九十人下獄,有十七人廷杖致死。此事歷史上又稱「大禮議」。到了後來神宗時,又因立太子的「國本」等問題引起爭執,並演成激烈的黨爭。
     (2)爭奪內閣職權:嘉靖時,宦官的勢力一度受到排斥,故世宗、穆宗、神宗時「內閣始專」。內閣大學士開始有首輔、次輔和群輔之區別,首輔位極人臣,一切朝政均歸其調度。為了爭奪內閣首輔的權位,大學士遂聯朋結黨,攀引門生,互相傾軋排擠,採取各種權術以擊垮對手,形成長期的門戶之爭。張璁因迎合世宗,在「大禮議」後成了內閣首輔,「頤指百僚,無敢與抗者」。及至後來,夏言 (1482一1548)、嚴嵩(1480一1567)、徐階(1494一1574)等也都通過類似的手段先後彼此取代。特別是嚴嵩入閣二十年,執牛耳凡十有五年,一意媚上,竊權罔利,「握權久,遍引私人居要地」。他與其子嚴世蕃(?一1565)、義子趙文華(?一1557)一手操縱國事,造成倭寇之患久不能平,以及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韃靼攻打北京的「庚戌之變」。後來在神宗萬曆初出任首輔的張居正(1525一1582)於改革財政、推行一條鞭法等方面雖有功績,然大權在握,未免偏恣專橫,使朝臣諸多不平、人情洶洶。他死後,廷臣之間的互相傾軋日甚一日,黨爭乃起。
     (3)廷臣抨擊閹宦:明代中葉以後,由於宦官擅權為禍,政治日趨黑暗與腐朽。朝野剛正不阿之士遂起而抨擊弊政,反對閹黨專權,圖謀改革現狀,以挽救明朝之危亡。而宦官對反對自己的廷臣惱羞成怒,恨之入骨,乃援結部分官僚,結黨營私,排除異己。這就是釀成明代黨爭之主要原因。

明代的黨爭雖然發生較遲,然它與宦官專政、權臣擅權乃至特務統治關係密切,並一直持續到明朝之覆滅,是為有明一代政壇上之大事。茲略述其經過如下:
     (一)神宗萬曆年間
     1.立太子國本之爭:立太子的所謂「國本」之爭,是晚明黨爭的重要導火線。神宗皇后無子,王恭妃先生子常洛(即光宗),後鄭妃又生子常洵(即福王),並因而被進封貴妃,神宗因寵愛鄭妃乃欲廢長立愛,故對立太子問題遷延不決近二十年。其間許多大臣強烈反對冊立常洵,屢屢主張早立常洛,請立儲之疏累數千百,皆指斥宮闈,攻擊執政,謂不能立定國本,結果往往被廷杖或遭貶。但也有一部分大臣迎合帝意、討好鄭妃,主立常洵。是為「國本」之爭。萬曆二十年(1593年),帝手詔內閣首輔王錫爵,欲將常洛、常洵和另一子並封為王,錫爵奉詔擬旨,舉朝大譁,事乃寢。此即所謂「三王並封」之爭。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常洛年二十,神宗不得已立其為太子,而封常洵為福王,但常洵長期不之國,故又有「福王就國」之爭。直至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福王之國,太子地位稍定,但奪嫡之疑時起,所以後來又有「梃擊」等案發生,並導致黨爭不息。
     2.顧憲成講學東林:所謂「東林黨」的領袖人物是顧憲成(1550一1612),他是萬曆進士,官至吏部文選司郎中。萬曆二十三年(1594年)顧憲成因立太子問題忤犯神宗及內閣首輔,而被革職罷歸無錫故里。無錫東門外原有東林書院,係宋代楊時講學處,後廢,顧憲成與弟俊成修復之,並與同好高攀龍(1562一1626)、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等講學於東林書院,「諷議朝政,裁量人物」,一時間「士大夫抱道忤時者。率退處林野,聞風嚮附」。另有趙南星(1550一1627)、鄒元標(1551一1624)等亦與顧憲成遙相應合,號為「三君」。顧憲成等朝野剛直之士因不斷抨擊權臣、宦官,後來遂被稱為「東林黨人」。
     3.朝中五黨反東林:與東林黨同時,朝廷中的官吏原來也有宣、崑、齊、浙等各種黨派。宣黨首領為湯賓尹(宣城人),崑黨領袖為顧天峻(崑山人),齊黨有兀詩教、周永春、韓浚、張延登等人,楚黨有官應震、吳亮嗣、田生金等,浙黨有姚宗文、劉廷元、沈一貫、方從哲等人。其中以浙黨聲勢較大,沈、方二人均任過內閣首輔。這些黨派彼此之間也有矛盾,但在對付東林黨方面卻是一致的,它們均「務以攻東林排異己為事」,屬於非東林黨。因此,東林黨、非東林黨在一系列朝政大事上均展開激烈之鬥爭。
     4.李三才入閣事件:李三才(?一1623)係順天通州 (今北京通縣)人,以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見當時朝廷遣宦官任礦監、稅監,四處搜刮擾民,因此曾多次上疏極言礦稅之害,請罷稅監,否則一味「溺志貨財」,免難「眾畔土崩」。顧憲成與李三才交好,故向大學士葉向高 (1559-1627)舉薦之。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東林黨之官員欲推李三才入閣,但非東林黨群起反對,黨爭激烈。次年御史徐兆魁劾東林講學諸人,首訊顧憲成。同年,李三才也被貶而辭職。
     5.萬曆末之梃擊案: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有男子張差持梃(棍棒)闖入太子常洛所居之慈慶宮,擊傷守門內侍李鑒,至殿前檐下被執,供稱是鄭貴妃手下太監龐保、劉成引進,一時輿論大譁。東林黨主張嚴究,追查幕後主使者,神宗與非東林黨則謀草草了事。後鄭妃乞哀於太子要其不探究﹐神宗遂以「張差以瘋癲奸徒闖入東宮,持梃傷人,罪在不赦」,諭法司速決之,並斃龐、劉於內廷了案。此即所謂「挺擊案」,它與後來的「紅丸案」、「移宮案」被合稱為明末之「三案」,均與東林黨爭有關。
     (二)光宗熹宗時期
     1.光宗時之紅丸案: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神宗死,太子常洛即位,是為光宗。光宗登基不過一月即病重,司禮監秉筆兼掌御藥房太監崔文昇下瀉藥,使病益劇,一晝夜三四十起。鴻臚寺丞李可灼旋又進紅丸二,稱之為仙丹。光宗服丸後即斃,於是中外藉藉,東林黨人疑係神宗貴妃鄭氏指使下毒,主張嚴辦,非東林黨反對之。結果崔文昇發遣南京,李可灼遣戍。史稱「紅丸案J。
     2.熹宗初之移宮案:光宗剛死,皇長子由校當立,時光宗所寵之選侍李氏自恃撫養皇長子有功,與心腹閹宦魏進忠(魏忠賢原名)謀據乾清宮挾帝自重。東林黨大臣楊漣、左光斗等堅決主張把李選侍移至宮妃養老之穢鸞宮,左光斗言「內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皇極殿,惟皇上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宮,……名分倒置」,恐「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后之禍將見於今」。方從哲等非東林黨則認為不要薄待先皇妃,移宮「遲亦無害」。結果在楊、左等之堅持下,李選侍移居穢鸞宮,然後皇長子方即位為熹宗。史稱「移宮案」。
     3.葉向高起用東林:熹宗天啟元年(1621年),葉向高為內閣首輔,遂起用鄒元標、趙南星、楊漣等東林黨人,一時內閣言路頗多正人,浙、崑、宣、齊、楚等黨一度受到排斥,它們中的一部分人乃漸附勢力日隆的閹宦魏忠賢。
     4.魏忠賢殘害忠良:熹宗即位後不久,朝廷大權落入宦官魏忠賢及熹宗之乳母客氏手中。天啟四年(1624年),楊漣上疏,劾瑰忠賢二十四大罪,接著諸臣相繼上疏彈劾者七十餘人,熹宗皆不聽。於是魏忠賢乃聯結非東林黨,非欲置東林黨人於死地不可。魏使人編《三朝要典》,為梃擊、紅丸、移宮三案翻案,藉此打擊東林黨人,復造作所謂《東林點將錄》,凡不附忠賢者皆為東林黨人而加迫害。楊漣、左光斗、趙南星、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熊廷弼(1569一1625)、高攀龍、周順昌(1584一1626)、黃尊素(1584一1626)等,均遭殘酷迫害而死,總計因東林黨禍而慘死及遭貶逐者﹐達數百人之多。
     (三)思宗崇禎年間
    天啟七年(1627年),熹宗死,弟由檢繼之,是為思宗。思宗即位後不久,即下令貶斥魏忠賢及閹黨,迫魏忠賢自殺。接著乃逐漸為東林黨人平反,崇禎元年(1628年)五月,毀《三朝要典》,焚其板,於是罹忠賢之禍者多贈官賜謚,東林始不負罪於世。次年三月,復將魏忠賢之黨羽定為「逆案」,分閹黨為六等,重者處死,輕的終身不加錄用。至此東林黨爭暫告一段落,但官僚之間的派系鬥爭猶未終息。如思宗中反奸計,對抗清名將袁崇煥(1584一1630)起疑而加以逮捕,閹黨餘孽乃乘機疏劾之,致袁崇煥死於非命。這時後,明朝的江山已經岌岌可危了。

明代的黨爭從「東林黨」來說,係反對弊政與宦禍的鬥爭,確實也發生了一定的作用,如使鄭貴妃家族的權勢受到一些壓抑,神宗欲賜福王大量田地﹐經過朝臣反對結果只給一半。但總的說來,非東林黨及閹宦則佔了上風。由於黨爭不息,奸佞當朝,使政風日壞,朝政日非。黨爭不僅使文官受害,而且還殃及邊疆大員,如遼東經略熊廷弼、督師袁崇煥,均被誣陷死,大大影響了對滿洲的防禦,加速明朝的滅亡。黨爭還波及南明,如崇禎年間張溥等繼東林黨之風而組織復社,與閹黨殘餘勢力繼續鬥爭。明亡之後,閹黨餘孽馬士英 (約1591一1646)、阮大鋮(約1587一約1646)等掌握南明之福王政權,在國難當頭之際,黨爭竟末稍息。

關於明代黨爭同唐、宋諸代之異同,前面已加說明,此處再將唐、明二朝之黨爭略加比較:(1)背景:唐代牛李黨爭起因於朝官有出身世族的官僚和循科舉進士的庶族官僚之別,世族官僚與庶族官僚相互排斥,政見分歧僅是兩黨相互攻訐之口實,故兩黨均不同程度地援結宦官以為後臺;明代黨爭之根源,則在於朝野剛直之士不滿政治之黑暗,起而抨擊弊政、反對宦官專權,而宦官勢力則勾結部分官僚進行反撲,結成閹黨以排除異己。(2)影響:唐代黨爭固導致人事浮沉、政局動盪,使朝政日非,然中途即止,其危害不若明代之嚴重;明代黨爭自萬曆起,一直延續到明祚覆亡,其間閹黨因掌握廠衛,遂利用以興大獄、殺忠良,甚至危及鎮疆名將,為禍至烈。

 

 

 

 

 

陳佳榮“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_教學研究_
《中國歷代之興治亂衰亂亡》第廿二章_明朝之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