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即位後,不僅在政治、經濟方面有所改革,而且在思想文化方面也大肆改弦更張。其中最重要的一點乃把治政的主導思想由黃老學說改成儒家學說,實行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並造成 「士人政府」之出現。

自秦代創下中央集權制之大帝國以後,秦、漢君主對統治思想之採擇,經歷了一個變化發展的過程。原來春秋戰國曾是諸子蜂起、百家爭鳴之時代,後戰國時各國君主多以法家思想為指導而進行改革,其中尤以秦國為著。秦藉法家商鞅之變法而興,採法家李斯之謀而兼併六國,始皇更赤裸裸地以法家姿態而君臨全國。然秦之二世而斬,說明單憑嚴刑峻法等高壓手段,實不足以長期統治中國之民眾,加以國家歷經長期戰禍、滿目瘡痍,故漢初君臣多崇尚道家之 「無為而治」。黃老之說對休養生息、恢復經濟確有助力,但因政治息事寧人、經濟放任自流、外交軟弱無力,以致爆發七國之亂、匈奴時時侵擾。這表明「清靜無為」對加強中央集權、鞏固邊防和擴展版圖不利,亟需另覓新徑。於是儒家學說逐漸檯頭﹐進而取代道家學說之地位。

儒家係春秋思想家孔子所創,戰國時由孟子(約前372-前289)等加以發揚。其學說主張仁義,提倡 「德治」、「禮治」。秦時儒說一度受到焚禁、排斥,但秦亡後其經典重新發現,儒士紛紛而出,他們根據後來之統治經驗對儒說不斷地加以補充與發展,使其影響逐漸擴大。武帝因舅田蚡(?一前131)、師太子少傅王臧均為儒士,故幼時即受儒家之薰陶,即位後曾接連三次下詔,策問古今治亂之道與天人關係等問題,大儒董仲舒(前179-前104)三次上書應對,即所謂「天人三策」,深受武帝稱許。董仲舒撰有《春秋繁露》等,其思想以儒為主,也雜揉了陰陽五行及法家之成分,囊括了長期以來之統治經驗而集其大成。他認為 「天子受命於天」,天下須 「受命於天子」,「身以心為本,國以君為本」,提出「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董仲舒所鼓吹的 「君權神授」、「忠君」、「大一統」思想,以及後來所概括的 「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仁、義、禮、智、信),有利於加強中央皇權之統治。因此,漢武帝遂採納其議,決定「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具體措施如下:

      (一)獨尊儒術:董仲舒對武帝提出:「《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漢書.董仲舒傳》)。武帝採之,以儒學作為國家之統治思想,而其餘諸說均被排斥。
      (二)起用儒生:大量提拔儒生充當中央和地方官吏,不治儒學之博士被罷免,自宰相至地方官幾乎全數由士人充任。漢初朝廷大臣多為功臣及其子弟,如宰相之職一般須封侯方可拜相。故高祖時的蕭何,惠帝、呂后時的曹參、王陵、陳平、審食其,文帝時的周勃、灌嬰、張蒼、申屠嘉等,皆功臣也。景帝時之陶青、周亞夫、劉舍則以功臣子嗣侯,其先亦軍人也。但漢武帝卻開始打破常規,他任命起自「布衣」的公孫弘(前200-前121)為宰相、封平津侯。公孫弘以治《春秋》而得拜相封侯,表明由功臣、貴族、豪富及其子嗣壟斷高官厚祿之局面有所轉變,讀書人及其子弟入仕之門徑比過去寬廣了。
      (三)傳授儒說:設《詩》、《書》、《禮》、《易》、《春秋》等五經博士,講授儒家經典,並使其預聞政務。參加重要政府會議。同時在京師設太學,在郡縣辦學較,太學生即博士弟子,學而優則仕,其成績優異者留京任郎官,次等者遣原籍為郡國吏。
      (四)察舉孝廉:下令郡國每歲舉孝子、廉吏各一人,或「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遣送京師供錄用。為促使察舉制之實行,規定各郡國 「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漢書.武帝紀》)。
      (五)策選賢良:不定期地由公卿、郡國舉茂才、賢良方正、文學等,由皇帝親自出題策問,以選拔各種人材。

自漢武帝尊崇儒術起,漢朝政府漸由宗室、功臣之組合,轉成士人參政之新局面。「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為相者往往皆一時之大儒,非儒者乃絕不能居於相位。本來劉邦認為自己係 「馬上得天下」,要詩書無用,但儒生陸賈卻提出「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之」。因此,由漢初的 「平民政府」轉為武帝時之 「士人政府」,乃朝廷統治行政之需,蓋推翻舊王朝而打天下可以依靠(甚或主要必須依靠)無知的民眾,但建立新王朝而治天下卻須依靠有識之士,是故「學而優則仕」、「勞心者治人」乃得大行其道。

不過應當指出,漢武帝一面雖尊崇儒術。另一面重刑法、用酷吏、講聚斂、尚武功,故汲黯(?一前112)曾批評其為「內多欲而外飾仁義」。後世也稱武帝係 「陽尊儒術,陰事申、韓」,意即儒其表、法其裹。其實武帝以後中國歷代統治者又何嘗不是如此。須知漢代之儒學已不同於春秋時代之儒學,它已兼採有法家,陰陽家諸說之成分,後世又出現儒、佛、道調和等趨勢。總之,凡有利於統治中國人民之任何思想學說,均為歷代統治者所重視並奉為正統,否則將受到摒棄,此為讀史者不可不知之。

漢武帝之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影響頗為深遠。它不僅造成 「士人政府」之出現和漢代經學之發達.而且使儒家從此成為歷代王朝尊奉的正統思想,「三綱五常」等忠君思想、倫理觀念支配中國社會垂二千餘載。同時,諸子百家之被黜,卻又使學術自由研究之風受阻,令中國文化蒙受重大損失。至於儒家思想為何會長期宰制中國之思想界,應與統治者之提倡及中國民眾的 「中庸之道」有關。蓋打著「仁義道德」之幌子,而又以嚴刑峻法為後盾,最利於統治中國的老百姓。今日大家都喜歡高談闊論「人治」或 「法治」的問題,本來在商鞅變法時已提出並實施過 「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之原則,這實際上是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不同版本。但後來始皇過分推行嚴刑酷法,終於走向反面,使法家從此未能檯頭。因此,中國之所以長期盛行 「人治」是否同法家被黜、儒學取勝有關,頗值研究。

儒家在漢代以後雖長期居於尊貴的地位,然它並未成為 「國教」,也沒有對其他宗教、學術思想完全排斥。不過由於歷代統治者對儒學大力倡導,故凡發動民變以推翻舊王朝者,往往採取 「反儒」、「批孔」的態度。例如明李自成、清洪秀全等等。清朝滅亡之後,儒學在思想界之統治地位亦隨帝制之結束而告終。不過作為一種學術思想,它仍具有頗大的生命力,故經歷民初新文化運動的 「打倒孔家店」,以及現代 「文化大革命」中之 「批孔」,儒學依然能絕處逢生、再閃光芒。蓋其思想既有適合中國社會輿情的一面,又盛行了兩千餘年,早已深深植根於民眾之中。

 

 

 

 

陳佳榮“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_教學研究_
《中國歷代之興治亂衰亂亡》第七章_西漢之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