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向達先生校注的《兩種海道針經》[1]中,明佚名《順風相送》、清佚名《指南正法》兩書的完成年代,都眾說紛紜、煞費思量。筆者在〈《順風相送》作者及完成年代新考〉一文[注2]中,將《順風相送》擬訂於約1593年(萬曆廿一年)成書,《指南正法》擬訂於約1685年(康熙廿四年)成書。

由於《指南正法》的完成年代並非上文闡述重點,故在文章中僅作下列的推論:
“《海道針經》﹑《順風相送》﹑《指南正法》一脈相承:
為了進一步追蹤本書作者﹐尚須對《渡海方程‧海道針經》﹑《順風相送》﹑《指南正法》三者的關係加以探討。筆者認為﹐由明中期至明末葉再到明末清初﹐上述三書都是一脈相承的﹐即彼此有所繼承﹑傳抄﹑刪訂或增補。本書和《海道針經》的關係已如前述﹐那末《指南正法》呢﹖
這一節先要略略析及《指南正法》的完成年代。在該書中﹐涉及閩台部分出現‘王城’(1624)﹑
‘思明’(1655)﹑‘東都’(1661)及‘大明’﹑‘大清’等字樣﹐說明此書完成於明末清初的政權易手之際﹐民間手鈔本傳播尚較自由。但要進一步分析具體年代﹐則可由書中航程記載的一些紀年干支或月建入手。
通觀《指南正法》﹐含有紀年干支或月建的記錄有七處﹕
(1) 往長崎(所載書﹐第190頁)﹕丁丑年正月初一至初五
(2) 長崎往大泥日清(第187﹑281頁)﹕丁亥年十一至十二月
(3) 大泥回長崎日清(第188頁)﹕戊子年五月至六月
(4) 長崎往咬口留吧日清(第184頁) ﹕己丑年十一至十二月
(5) 暹羅往長崎日清(第181頁)﹕□□年五月至六月
(6) 咬口留吧往台灣日清(第186﹑280頁)﹕辛卯年四月至六月
(7) 咬口留吧回長崎日清(第182頁)﹕乙丑年四月至六月
上述(1)丁丑年只走了五天﹐(5)暹羅往長崎無干支紀年﹐難以判定﹔(2)丁亥﹑(3)戊子兩年的月建﹐既可合永曆元年(1647)﹑二年(1648)﹐也可合康熙四十六(1707)﹑四十七(1708)年﹔(4)己丑﹑(6)辛卯兩年的月建﹐只合永曆三年(1649)﹑永曆五年(順治八年﹐1651)﹐不合康熙四十八(1709)﹑五十年(1711)年。至於(7)乙丑年﹐月建與天啟五年(1625)不合﹐卻與康熙廿四年(1685)合﹐而且書中‘東都’的出現必在1661年之後。
因此﹐筆者斟酌情況﹐將《指南正法》的七個紀年干支﹐排定在崇禎十年(丁丑﹐1637)﹐永曆元年(丁亥﹐1647)﹑二年(戊子﹐1648)﹑三年(己丑﹐1649)﹑四年(庚寅﹐1650)﹑五年(辛卯﹐1651)﹐康熙年廿四年(乙丑﹐1685)。換言之﹐該書完成於大約1685年左右。”[注3]

關於《指南正法》的成書時間,已有若干意見,茲略介如下:
(一)清康熙末年即18世紀初說:此即向達《指南正法序言》(1961)主張,其原文為:“《指南正法》附在清初盧承恩和呂磻輯的《兵鈐》一書後面,開花紙舊鈔本,鈐有‘曾存定府行有恥堂’的圖書。盧承恩是清康熙時廣東總督盧崇俊的兒子,書有康熙八年(一六三五年)[本文按:應為1669年]何良棟的序。《指南正法》成書或附入《兵鈐》之後,可能比何良棟的序晚一些。書中〈咬口留吧回長崎日清〉提到乙丑年,內中所紀的月建大小與康熙廿四年(一六八五年)合。〈長崎往咬口留吧日清〉提到己丑年,內中所紀月建大小與康熙四十八年(一七九年)合。〈咬口留吧往台灣日清〉提到辛卯年,內中所紀月建大小與康熙五十年(一七一一年)合。裏面又提到東都、思明字樣,就語氣看來,是台灣鄭氏滅亡即康熙廿二年公元一六八三年以後不久的事,與上面所提紀年也大致相合。故我們推測以為《指南正法》的成書當在清康熙末年即十八世紀的初期。”[注4]
(二)明末、清初的17世紀中葉說:此為張崇根〈關於《兩種海道針經》的著作年代〉(1985)主張。該文第二部分的小標題為:“二、《指南正法》成書於17世紀中葉”,文中認為“《指南正法》成書年代的上限不會超過1619”,“《指南正法》成書時間的下限,可能在1664年前後”。[注5]
(三)明朝末年(含南明)吳波所作說:此為郭永芳〈《指南正法》成書的年代及其作者質疑〉(1987)主張。文中由《指南正法》前言的“指定手法乃漳郡波吳氏”,推論其作者為明末清初人吳波,“沒有在清政權下生活過”,或“生活在鄭成功政權下的明末(實乃清初)而沒有在清朝(政權)生活過”。[注6]

不論上述主張如何,但作者均注意到書中的一些關鍵字眼及互相矛盾處。除了書中〈定羅經中針祝文〉有“伏念大清國某省某府某縣某保某船主某人”的字樣外,書中所留下的明朝痕跡比比皆是:
1、書中有〈大明唐山並東西二洋山嶼水勢〉的標題(見《兩種海道針經》原書p.114,下稱原書),其內的“定海千戶所”(原書p.115)也是明朝用詞。
2、書中使用了“王城”(1624-1661。原書p.134) 、“思明”(1655-1664。原書p.170)、“東都”(1661-1664。原書p.177)等詞。
3、該書前言有“自天朝南直隸至太倉”句(原書p.107),南直隸入清已改為江南省,故天朝應非清朝。
4、書中〈對座圖〉稱“朝鮮……人物衣冠似大明模樣”(原書p.135)。

這些當然說明《指南正法》轉抄、編纂自前明的針經圖書,入清後才改有“大清國”的字樣。不過,我們探討的“成書”年代,端指其最後完成於何時。就此而言,有一些斷代標誌堪當考慮:
(1)1644年(順治元年)後:由“大清國”字樣而見其改寫於清朝入主中原之後。
(2)1661年(順治十八年)後:由“東都”一名始用分析。
(3)約1664(康熙三年):由“思明”、“東都”等名稱停用或改變之年見之。
(4)約1669(康熙八年):此為收入《指南正法》的《兵鈐》一書何良棟作序之年。
(5)約1685(康熙廿四年):據〈咬口留吧回長崎日清〉(第182-184頁)的乙丑年與康熙廿四年相合推之。

今分析該書所載,更可推論一種新的觀察角度。原來在〈定羅經中針祝文〉一文中,船工誠心焚香伏拜者有“本船護國庇民明著天后”(原書p.109)。按海神媽祖封號歷經:順濟(廟額)-夫人-聖妃-天妃-天后。清汪楫與林麟焻《使琉球雜錄》(序於康熙廿四年,1685)[注7]所記的仍是“禱天妃”。據《湄洲嶼志略》、《天后顯聖錄》等,是在清聖祖康熙廿三年甲子(1684)才始封為天后。唯撰於康熙四十七年戊午(1708)的琉球程順則《指南廣義》,仍通篇累牘大書特書〈天妃靈應記〉、〈請天妃安享祝文〉、〈請天妃登舟祝文〉、〈請天妃入廟祝文〉、〈天妃誕辰及節序祝文〉、〈天妃儀注〉諸文[注8]。若據劉義杰〈天妃晉封天后的玄機——讀臺北版《天妃顯聖錄》〉[注9]考訂,要到乾隆二年(1737)才完成天妃至天后的正式轉變。

總之,《指南正法》的完成不可能早於1685年,其上限起碼應在1684年之後。而向達先生關於《指南正法》作於十八世紀初期的結論,仍有其真確性而不可隨便推翻。

[注釋]

1、見向達校注《兩種海道針經》,中華書局1961年9月第1版,1982年12月月北京第2次印刷本。
2、〈《順風相送》作者及完成年代新考〉,完稿並刊佈於2011年11月28日(http://www.world10k.com/blog/?p=2028 );載於《跨越海洋 ─ “海上絲綢之路與世界文明進程”國際學術論壇文選(2011‧中國‧寧波)》,寧波博物館、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
3、見《跨越海洋 ─ “海上絲綢之路與世界文明進程”國際學術論壇文選(2011‧中國‧寧波)》,第352-353;另參見陳佳榮、朱鑒秋《渡海方程輯注》,上海:中西書局2013年6月版,第323-324頁。
4、見上引《兩種海道針經‧序言》。
5、見張崇根〈關於《兩種海道針經》的著作年代〉﹐初刊於《中外關係史論叢》第一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年2月版﹔後載氏著《台灣歷史與高山族文化》附錄﹐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8-271頁。
6、見郭永芳〈《指南正法》成書的年代及其作者質疑〉,載北京圖書館《文獻》1987年第1期,第277-280頁。
7、汪楫《使琉球雜錄》,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出版《國家圖書館藏琉球資料彙編(上)》影印康熙二十五年刻本。另可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重刊本。
8、參見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blog/?p=1618。
9、 http://www.world10k.com/blog/?=1063。另見劉義杰〈天后稱謂始於雍正朝後——簡評《天后顯聖錄》〉(泗上亭長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cf198a0100hg2j.html)。

[此文擬於2013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