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網絡版作者按]
    關於《順風相送》的成書年代，本文原謂張崇根氏本主張為1571年-十六世紀末(見氏著〈關於《兩種海道針經》的著作年代〉﹐刊於《中外關係史論叢》第一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年2月版)；後前進至認為在“明朝永樂年間(1403至1424)出版”(〈釣魚島的前世今生〉﹐刊於2010年9月17日《中國民族報》第7版〈理論周報‧時空〉)。近見《國家航海》第四輯（2013年1期）刊有張崇根〈也談《兩種海道針經》的編成年代及索引補遺 〉一文，
其中提及“永樂年間”說為編輯按語，並非自己的主張，他仍堅持原來的“1571年-16世紀90代”說。因事關重大，特附注於此。  
[24/01/2014]

             Notes on the Shun-feng Xiang-song(Fair Winds for Escort)
                       with a Focus on Its Auchor and Compilation

          [摘要]作者認為《順風相送》與《東西洋考》﹑《東西洋圖》(the Selden
          Map of China)均明代漳人之作。其初編本係漳州詔安人吳朴於嘉靖十六年
          (1537)所撰的《渡海方程‧海道針經》﹔該書參考了永樂十九年(1421)始
          編的《鄭和航海圖》(即永樂十九年而非永樂元年始繪的“山為微簿”﹐亦即
          “微型島嶼簿”)﹔全書最後完成於萬曆廿一年(1593年)或其前﹐比《東西洋
          考》(1618)早25年﹐比《東西洋圖》(約1624)早30年左右。
 

      中國向來號稱歷史悠長久遠﹑典籍汗牛充棟﹐或正因為如此﹐許多古書不是埋沒﹑亡佚就是被劫﹐一些圖籍倖存卻未著撰者或年代。元明以降舟子船工代代相傳﹑遞補的“海道針經”就有類似的情況。其中之一﹐即與《指南正法》合訂為《兩種海道針經》(向達校注)的《順風相送》(下以“本書”稱之) [1]。據校注者介紹﹐本書原只是舊鈔本﹐既無書名又無作者名﹐也未署著作年代﹔唯封面題寫“順風相送”四字﹐副葉用拉丁文寫明為坎德伯里主教牛津大學校長勞德大主教(Arch. Laud)於1639年(明崇禎十二年)贈送給該校的鮑德里氏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Liber Guib: Laud Archirbi Cant. et Cancillor Universit. Oxon. 1639 .”。
      向達先生於1935年在牛津大學鮑德里氏圖書館整理中文圖書時﹐抄錄了這部他後來命名為《順風相送》的鈔本﹐並加校注而於1961年在北京由中華書局正式出版。與其合訂一冊的《指南正法》也是向氏抄回的鮑德里氏圖書館藏書。《順風相送》另有何毓衡氏據牛津大學所贈美國國會圖書館藏該鈔本照片排版﹐於1966年在台北的刊印本[2]。兩種版本大同﹐唯後者有所簡略﹐漏排〈各處州府山形水勢深淺泥沙地礁石之圖〉等五條內文﹔另兩者標點有異﹐或有部分錯漏字﹐可相互參訂。
      敝人在1975-1981年間蒐集及編撰古代南海地名資料時﹐曾多番閱讀參考﹑認真摘錄並充分利用了《兩種海道針經》[3]﹔1981-1982年承蒙友人謝方兄委託﹐為全國中外關係史學會《中外關係史論叢》審閱稿件﹐又進一步留意上述兩書的編撰問題﹐然並未公開發表己見﹔近來因撰寫〈《明末疆里及漳泉航海通交圖》(the Selden Map of China)編繪時間﹑特色及海外交通地名略析〉[4]﹐將此地圖與《順風相送》反覆比對﹐並萌生一些新看法﹐乃對該書的編者及著作時間進行一番遲到的補充考訂。

一﹑關於《順風相送》編著年代的各種意見

      因為《順風相送》鈔本原無書名﹑無著作者﹑無編書年代標示﹐故長期以來中外學術界對相關問題均有各種不同的意見。大致說來﹐有如下的看法﹕

(一) 十四世紀中葉至十五世紀初﹕
      吳天穎氏《甲午戰前釣魚列嶼歸屬考 ― 兼質日本奧原敏雄諸教授》主張其原本在1372-1403年成書[5]。另見鞠德源氏《日本國竊土源流/釣魚列島主權辨》﹑《釣魚島正名》[6]。此論以該書反映了元明之際的對外航海針路成果。

(二) 1403年(永樂元年)始撰﹕
      許多論者均據《順風相送‧序文》有“永樂元年奉差……累次較正針路”字樣﹐主張本書始撰於永樂初年。徐玉虎氏《明代鄭和航海圖之研究》謂“《順風相送》成書之年﹐最早不能越過明永樂元年﹔即一四0三年……最晚不能遲於崇禎十二年﹔即一六三九年”[7]。鄭海麟氏《釣魚台列嶼之歷史與法理研究》意見大同﹐其增訂版自序另作“一四0三年前後成書”[8]。浦野起央﹑劉甦朝﹑植榮邊吉《釣魚臺群島(尖閣諸島)問題研究資料匯編》同意上說﹐但在本書名下逕標1403年[9]。

(三) 成書於1430年(宣德五年)﹕
      戴文達氏(J. J. L. Duyvendak)主張此說﹔李約瑟氏(Joseph Needham)同意﹐認為其“年代在1430年左右或在鄭和下西洋結束之時”[10]。

(四) 十五世紀上半葉﹐鄭和下西洋時期﹕
      修中誠氏(E. R. Hughes)有此見﹔李約瑟氏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亦持其說[11]。

(五) 永樂年間(1403至1424)出版﹕
      張崇根氏原主張成書於1571年-十六世紀末[見下列第(十) 說]﹐後前進至認為“明朝永樂年間(1403至1424)出版”[12]。

(六) 1537年(嘉靖十六年)編撰成書﹕
      先師韓振華氏在〈我國古代航海用的航天尺〉一文注解中﹐認為本書即撰於嘉靖十六年(1537)的吳朴[吳氏自署“朴”而非“樸”]《渡海方程》[13]。田汝康氏更以〈《渡海方程》― 中國第一本刻印的水路簿〉專文﹐另行詳論此說[14]。近日見黃盛璋氏〈《過洋牽星圖》起源阿拉伯與中國發展﹑提高的貢獻指迷解難〉一文﹐亦主張《順風相送》“最早﹑也最接近吳朴書”[15]。

(七) 1405年-嘉靖朝(1522-1566)完成﹕
      陳國燦氏〈明初航向東西洋的一部海道針經 ― 對《順風相送》的成書年代及其作者的考察〉認為本書成於永樂間﹐最後增補於嘉靖朝[16]。

(八) 成書於十六世紀﹕
      向達氏的《兩種海道針經‧序言》認為“此書很可能成於十六世紀”[17]。井上清氏〈「尖閣」列島－釣魚諸島の史的解明〉同意其說[18]。郭永芳氏〈《順風相送》最初的成書年代及其作者質疑〉認為本書係以“山”為名者編於永樂間﹐而成書於十六世紀[19]。

(九) 不早於十六世紀後半葉﹕
      米爾斯氏(J. V. Mills)以書中有“佛郎番”的記載而持此說[20]。

(十) 1571年-十六世紀末﹕
      張崇根氏〈關於《兩種海道針經》的著作年代〉一文的主張[21]。

(十一) 1567-1619年(隆慶-萬曆間)﹕
      向達和修中誠氏在1935年整理該書並作鑒定時﹐原持此說[22]。

(十二)1639年前﹕
      除上引徐玉虎等“最晚不能遲於崇禎十二年﹐即一六三九年”的見解外﹐也有的逕標為“《順風相送》(1639)”[23]。

      總之﹐諸說林林總總﹐不勝枚舉。當然﹐也有的主張在1663年前﹐如奧原敏雄氏〈尖閣群島領有権の根拠〉[24]以某些航線出發港口在明末清初的淤塞而作如此主張﹐或認為何時成書不太重要。其實我們這裏所進行的是歷史的考證﹐有一分史料說一分話﹐不為某些政治需要而篡改史實。唯本書由勞德大主教於1639年贈送給牛津圖書館﹐其完成年代自不可能在此之後。因已超出學術研究的範疇﹐故不將此種主張置於上列之內[25]。

      二﹑《順風相送》最初作者應是漳州人吳朴

      綜合諸家意見﹐大致均同意明清“海道針經”承繼了宋元之際尤其是明初以降的航海經驗﹐如元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及明初的《海道經》等[26]﹐並不斷修訂﹑增刪各種更路圖簿而成。但《順風相送》最初參考了何種圖籍﹐由何時何人首先纂輯成書﹐最後又完成於何時﹐均不無值得探討的餘地。
      為了方便比對及探討﹐下面刊錄《順風相送》首頁(即“序”)的文字於此﹕

            “昔者周公設造指南之法﹐通自古今﹐流行久遠。中有山形水
       勢﹐抄描圖寫終悞﹐或更數增減無有之﹐或籌頭差別無有之。其古
       本年深破壞﹐有無難以比對。後人若抄寫從真本﹐惟恐悞事。予因
       暇日﹐將更籌比對稽考通行較日﹐於天朝南京直隸至太倉並夷邦巫
       里洋等處更數針路﹑山形水勢﹑澳嶼淺深﹐攢寫於後﹐以此傳好遊
       者云爾。
             昔者上古先賢通行海道﹐全在地羅經上二十四位﹐變通使用。
       或往或回﹐須記時日早晚。海島山看風汛﹐東西南北起風落一位平
       位﹐水流緩急順逆如何。全用水掏探知水色深淺﹐山勢遠近。但凡
       水勢上下﹐仔細詳察﹐不可貪睡。倘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悔何及
       焉。若是東西南北起風籌頭落一位﹐觀此者務宜臨時機變。若是弔
       戧﹐務要專上位﹐更數多寡﹐順風之時﹐使補前數。其正路若七州
       洋中﹐上不離艮下不離坤﹐或過南巫里洋及忽魯謀斯﹐牽星高低為
       準﹐各宜深曉。
             行路難者有徑可尋﹐有人可問。若行船難者﹐則海水接連於天﹐
       雖有山嶼﹐莫能識認。其正路全憑周公之法﹑《羅經針簿》為準。
       倘遇風波﹐或逢礁淺﹐其可忌之皆在《地羅經》中取之。其主掌人
       觀看針路﹐船行高低﹐風汛急緩﹐流水順急﹐機變增減。或更數針
       位﹐或山嶼遠近﹐水色淺深﹐的實無差。又以牽星為準﹐保得寶舟
       安穩。
             永樂元年﹐奉差前往西洋等國開詔﹐累次較正針路﹑牽星圖樣﹑
       海嶼水勢山形﹐圖畫一本山為微簿。務要取選能諳針深淺更籌﹐能
       觀牽星山嶼﹑探打水色淺深之人在船。深要宜用心﹐反覆仔細推詳﹐
       莫作泛常﹐必不悞也。”

(一)《順風相送》參考過的永樂元年後航海圖簿分析
      從上面開頭文字看﹐本書資料的搜集﹑比對﹑校訂並攢寫成書者﹐是利用閑暇時光從事的“予”。“予是誰”﹖由上下文語氣分析﹐不像是永樂元年奉使西洋者﹐但他肯定參考過永樂年間所畫的圖簿。
      茲按明代的“西洋航路”範圍﹐依《明實錄》永樂元年(癸未﹐1403)所記﹐把出使者臚列
於下﹕

   (1) 李興(內官)﹕二月甲寅(初七)﹐九月己亥(廿四)使暹羅
   (2) 楊渤(行人)﹕四月辛酉(十五)使安南﹐閏十一月戊午(十五)攜安南使者來朝
   (3) 楊春(給事中)等﹕六月丁巳(十一)使安南﹑暹羅等地
   (4) 呂讓(行人)﹕八月癸丑(初八)使安南
   (5) 丘智(行人)﹕八月癸丑(初八)使安南
   (6) 蔣賓興(行人)﹕八月癸丑(初八)使占城﹑真臘
   (7) 王樞(行人)﹕八月癸丑(初八)使占城﹑真臘
   (8) 王哲(給事中)﹕八月癸丑(初八)使暹羅
   (9) 成務(行人)﹕八月癸丑(初八)使暹羅
  (10) 聞良輔(按察副使)﹕八月癸丑(初八)使爪哇﹑西洋[﹑]蘇門答剌
  (11) 甯善(行人)﹕八月癸丑(初八)使爪哇﹑西洋[﹑]蘇門答剌
  (12) 馬彬(中官)﹕九月庚寅(十五)使爪哇﹑西洋[﹑]蘇門答剌
  (13) 尹慶(內官)﹕十月丁巳(十三)使滿剌加﹑柯枝
  (14) 夏止善(禮部郎中)﹕閏十一月丁卯(廿四)使安南
除《明實錄》外﹐見於《殊域周咨錄》及《四夷廣記》的﹐尚有﹕
  (15) 尹綬(御史)﹕永樂元年出使真臘[27]

這裏有幾個問題須加辨析。《明史》記﹕“西洋瑣里﹐……永樂元年命副使聞良輔﹑行人甯善使其國﹐……已復命中官馬彬往使”﹐“古里﹐西洋大國……永樂元年命中官尹慶奉詔撫慰其國”[28]。但據《明實錄》﹐聞良輔﹑甯善出使的是“爪哇﹑西洋[﹑]蘇門答剌”﹐馬彬招諭的是“西洋[﹑]蘇門答剌”﹐尹慶出使的是“滿剌加﹑柯枝諸國”﹐如果說古里鄰近柯枝而有可能﹐瑣里卻又未必﹐蓋《明史》竟將西洋瑣里﹑瑣里分為兩國﹐實不足為訓。依《明實錄》﹐“西洋蘇門答剌”﹐其意或如馬歡《瀛涯勝覽》等書將蘇門答剌說成“西洋之總路”或“西洋要會”。
      此外﹐永樂元年二月甲寅“遣使齎詔諭暹羅國王”原來未著姓名﹐本文為何繫於李興呢﹖因永樂元年內官為主使出外者有李興﹑馬彬﹑尹慶﹐以九月論馬彬早於李興﹐而《明史》卷七四‧職官三云“顧中官四出﹐實始永樂時。元年﹐李興等齎敕勞暹羅國王﹐此奉使外國之始也”﹐卷三0四‧宦官一云“永樂元年﹐內官李興奉敕往勞暹羅國王。三年遣太監鄭和帥舟師下西洋。……蓋明世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29]。是故李興很有可能即永樂元年二月奉派出使暹羅者﹐後來九月又再度出使。
      永樂元年循西洋航線出使者眾多﹐難以判斷誰是《順風相送》前言提到的“累次較正針路﹑牽星圖樣﹑海嶼水勢山形者”。部分記載提及“永樂元年﹐奉旨差官鄭和﹑李興﹑楊敏等﹐出差異域﹐前往東西洋等處”云云(詳見下節所述)﹐鄭和﹑楊敏缺乏史料支持﹐難以成立﹐而李興聯繫到其由永樂元年直至宣德間﹐一直不斷出使﹐則是可供考慮的人選之一。

(二) 航海圖簿始作的永樂元年應為永樂十九年之誤抄
      除了正史外﹐一些民間更路針簿的傳抄記述﹐也有助我們對上述問題作進一步的分析。下面不厭其煩地予以排列﹕

            “永樂元年﹐奉差前往西洋等國開詔﹐累次較正針路﹑牽星圖樣﹑
       海嶼水勢山形﹐圖畫一本山為微簿。務要取選能諳針深淺更籌﹐能觀
       牽星山嶼﹑探打水色淺深之人在船。深要宜用心﹐反覆仔細推詳﹐莫
       作泛常﹐必不悞也。”(《順風相送》序文)
            “[康熙癸亥年，封舟至中山。其主掌羅經舵工﹐閩之婆心人也﹐
       將《航海針法》一本﹐內畫牽星及水勢山形各圖﹐傳授本國舵工﹐併
       告知曰﹕]此本係前朝永樂元年﹐差官鄭和﹑李愷﹑楊敏等﹐前往東﹑
       西二洋等處開諭各國﹐續因納貢纍纍﹐恐往返海上針路不定﹑致有差
       錯﹐乃廣詢博採﹐凡關係過洋要訣﹐一一開載﹐以作舟師準繩。”
       (琉球程順則《指南廣義‧傳授航海針法本末考》)[30]
            “永樂元年﹐奉旨差官鄭和﹑李興﹑楊敏等﹐出差異域﹐前往東
       西岸[洋]等處﹐一開諭後﹐下文索圖﹐星槎﹑山峽﹑海嶼及水勢﹐圖
       為一書。務要選取山形水勢﹐日夜不致誤也。”(《海底簿》抄本)[31]
            “永樂元年﹐奉旨差官鄭和﹑李愷﹑楊敏等﹐出差異域﹐弓[前]
       往東西二洋等處﹐開輸貢累累﹐較正牽星圖樣﹑山嶼水勢﹐圖畫一本。
       務要選取能識山形水勢﹐日夜無歧誤也。”(《浙江溫州平陽石礦[塘]流
       水表》抄本)[32]
            “永樂十九年﹐奉聖旨三寶信官楊敏﹐字佛鼎﹐洎鄭和﹑李愷等
       三人﹐往榜葛據[剌]等番邦﹐周遊三十六國公幹。至永樂二十三年﹐
       經烏龜洋中﹐忽暴風浪(下言禱告天后娘娘得平安)”(清初《針位編》
       鈔本殘卷)[33]
              “永樂十九年﹐欽命正使太監李[興﹖]等齎詔勑衣冠賜其王酋。”
        (馬歡《瀛涯勝覽‧阿丹國》)[34]
              “永樂十九年﹐上命太監李□充正使﹐齎詔敕往諭旨。”(鞏珍
       《西洋番國志‧阿丹國》)[35]

      上引史料多出自明清舟子船工的抄本﹐顯然有相互傳襲之處﹐年份集中在永樂元年或十九年﹐人員主要是鄭和﹑李興﹑楊敏三人。在反覆比對之下﹐筆者萌生一種念頭﹕按漢文豎寫規律﹐“元”字或應為“十九”行草連寫之訛。換言之﹐這些事情都發生在永樂十九年(1421)第六次奉使下西洋後。
      台灣史家周鈺森等曾以傳世的《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即《鄭和航海圖》[36]繪有淨海寺(築於洪熙元年﹐1425)﹐而未繪第七次下西洋所到的天方國﹐推斷是圖應製作於1425-1430年前後六年間﹐“為鄭和第六次下西洋後因成祖崩﹐奉命歸國﹐守備南京之時期﹐全部舟師駐泊於此﹐各以自船經歷﹐合併紀錄﹐構成一下西洋全圖。”[37]如果上述《順風相送》序文中的“永樂元年”確為“永樂十九年”之誤﹐則在探索本書作者同時﹐又可為《鄭和航海圖》編繪於最後兩次下西洋之間﹐提供另一佐證。因“奉差前往西洋等國開詔﹐累次較正針路﹑牽星圖樣﹑海嶼水勢山形﹐圖畫一本山為微簿”﹐所謂“山” 在海洋中即指“島”﹔“圖畫一本山為微簿”用現代語言來說﹐就是“繪畫一本微型島嶼簿”﹐亦即《鄭和航海圖》也。
      那麼﹐誰是那本“微型島嶼簿”的編繪主持人呢﹖以鄭和牽頭殆無疑義。楊敏呢﹖《明史》卷三二四‧外國五曾記“(永樂)十七年命中官楊敏等”護送占城使者歸國﹐費信在《星槎勝覽》前集目錄提到“於永樂十年隨奉使少監楊敕等往榜葛剌國”﹐馮承鈞校注時疑為楊敏之誤。另《道藏》永樂十二年刻本《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卷末識語云﹕“大明國奉聖內官楊敏，法名佛鼎，於永樂十年十月十二日欽承上命，率領官軍船隻往榜葛剌等國，開讀營運公幹。於永樂十一年肆月初四日行至安得蠻洋，遇值風颶大作，要保人船安平，恭禮聖前，啟許印施敕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靈驗經一藏，計五千四十八卷，是許之。果蒙聖力護佑，風波咸息而無虞，瞻迓四桅之上，神燈降照，惟聖感應如雷如電。敏今不負盟，命工鋟梓印施，若善男女志心請受持誦，當得獲福無量……永樂十二年 月 日謹施。”[38]安得蠻洋似即上述的烏龜[鬼]洋﹐因安得曼島的小黑人而名。聯繫到楊敏出身於多次奉使西洋的先祖楊樞這一航海世家[39]﹐他參與其事是可能的。
      不過﹐綜合諸種史料而言﹐航海圖簿編繪的主要負責人應以李興可能性最大。李興應即李愷[40]﹐他不僅是永樂初年最早出使的中官﹐而且至少參加了第二﹑三﹑五﹑六﹑七次下西洋﹐在長樂南山寺的《天妃之神靈應記》立碑者中﹐李興排名僅次於鄭和﹑王景弘﹐可見他在下西洋航海事業中的貢獻和地位。無論航海圖簿作於永樂元年或十九年後﹐這位福建安溪人都應在考慮之列。

(三)《順風相送》初編本應是《渡海方程‧海道針經》
      雖然《順風相送》參考過永樂年間繪製的航海圖簿﹐卻不等於本書與該圖簿同時編撰或由其派生而來。鄭和七下西洋﹐均由劉家港而五虎門而南下再西行﹐《鄭和航海圖》未載東洋航道。但《順風相送》不僅有東洋針路﹐而且其〈各處州府山形水勢深淺泥沙地礁石之圖〉只列五虎門以南的國內地名及西洋各地﹐並且東西洋針路多由福建特別是漳﹑泉地區出發。
      先師韓振華及田汝康等教授都主張﹐《順風相送》的初編本即吳朴的《渡海方程》。近日﹐當本文第一﹑二兩大部分已草就﹐竟於2011年11月26日在深圳購得《〈大明混一圖〉與〈混一疆理圖〉研究》一書﹐喜見黃盛璋前輩〈《過洋牽星圖》起源阿拉伯與中國發展﹑提高的貢獻指迷解難〉一文亦持此見。不僅如此﹐早在1943年﹐劉銘恕先生已撰寫〈鄭和航海事跡之再探〉﹐認為“《武備志》海圖﹐實與《渡海方程》圖經有極端之類同”﹐在文中也披露了《碧里雜存》介紹該書的部分資料[41]。
     《渡海方程》已佚﹐賴作者同時代人董穀的讀後觀感以知﹐茲引錄董穀《碧里雜存》卷下的全部相關文字於下﹕

          “余於癸丑歲，見有《渡海方程》，嘉靖十六年福建漳州府詔安縣
      人吳朴者所著也。其書上卷述海中諸國道里之數，南自太倉劉家河開
      洋，至某山若干里，皆以山為標準。海中山甚多，皆有名，並圖其形。
      山下可泊舟，或不可泊，皆詳備。每至一國，則云此國與中國某地方
      相對，可於此置都護府以制之。直至雲南之外，忽魯謨斯國而止，凡
      四萬餘里。且云至某國，回視北斗，離地止有幾指。又至某國，視牽
      牛星，離地則二指半矣。北亦從劉家河開洋，亦以山紀之。所對之
      國， 亦設都護府以制之。直至朵顏三衛，鴨綠江盡處而止，亦約四萬
      餘里云。
            下卷言二事﹕其一言蠻夷之情，與之交則喜悅，拒之嚴反怨怒。
      請於靈山、成山二處，各開市舶司以通有無，中國之利也﹔其二言，
      自山東抵北直隸，瀕海數千里皆沮洳膏腴之地，今皆棄於無用。合於
      其間，特置一戶部衙門，專管屯田之務，募民耕之。臣頗諳區田之法，
      又傳得外國金稷米種見在，每種一畝可比十畝。如是數年，得穀不可
      勝計，則江南漕運可免。
           其言如此，雖未知可用與否，亦有志之士也。據其所言，則至忽
     魯謨斯國，當別有一天星斗矣。永樂中，太史奏南極老人星現，廷臣
     稱賀。南極入地三十六度，不可見，豈即其地歟？則所言牽牛止有二
     指，又何疑哉！南極乃遠而不可見，非入地也。《程氏遺書》言，天
     地升降在八萬里中，豈亦自星而驗之歟？﹗”[42]

嘉靖十六年為1537年﹐癸丑歲為嘉靖三十二年(1553)。除了董穀外﹐鄭若曾《籌海圖編》[引言作於嘉靖四十年十二月(1562)]的凡例所列“參過圖籍”也含有“渡海方程 海道針經”[43]。鄭舜功《日本一鑒‧桴海圖經》(或作於隆慶元年﹐約1567)則謂﹐《渡海方程》與《海道經書》或《海道針經》“同出而異名也”[44]。
      後來明末清初的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云﹕“相傳有《航海針經》﹐或單用﹐或指兩辰間以前﹐知某洋島所在﹐約更時當行水路幾許﹐打量水深淺幾托(方言幾仞為幾托)﹐海中島嶼作何狀﹐某洋礁險宜慎﹐或風雲氣候不常﹐以何法趨避之。”該書也載錄了“太倉使往日本針路”﹑“福建使往日本針路”等﹐並注明見《渡海方程》及《海道針經》[45]。
      吳朴(約1500-1570)﹐福建漳州詔安人氏﹐字子華﹐又字華甫﹐初名雹﹐補邑諸生後更名朴。曾被林希元辟為參軍隨毛伯溫從征安南﹐歸里後被誣陷獄。在獄中完成八卷本的《龍飛紀略》。嘉靖甲辰(廿三年﹐1544)林希元為該書作序﹕“《龍飛紀略》何紀﹖我太祖﹑成祖創業﹑繼統之事也。……紀之者何﹖詔安吳子華甫也。……華甫名朴﹐性善記﹐書過目輒不忘﹐於天文地理﹑古今事變﹑四夷山川﹑道路遠近險易﹐無不在其胸中。所著有《醫齒問難》﹑《樂器》﹑《渡海方程》﹑《九邊圖本》諸書﹐又校補《三國志》。”書末自“敘”云“嘉靖壬寅冬十月丙申漳州府詔安縣臣吳朴識”[46]。壬寅為嘉靖廿一年(1542)。朴另有《皇明大記》﹐已殘缺(香港大學圖書館有明鈔本殘存卷帙照相版)。按﹐毛伯溫征安南是嘉靖十八年(1539)秋七月後的事﹐則《渡海方程》著於吳朴從征安南前﹐並非獄中之作。在《龍飛紀略》卷二提及海運時﹐作者有云“《海圖方程》另別有集”。      
      有關吳朴的生平﹐田汝康教授之文曾引康熙十六年纂修的《詔安縣志》加以詳論﹐茲不贅述[47]。唯仔細閱覽《龍飛紀略》後卻獲益匪淺。該書〈目錄通例〉有云﹕“海外如南海傍海諸國﹐磧外如西域大小部落﹐塞外如遼東﹑興和﹑大寧﹑東盛極徼國邑﹐海陸道程遠邇逆順﹐亦悉加考實﹐庶幾不出戶庭可知天下間﹐又詳其土產﹐論其有無。”果然﹐其書中所論涉及﹕元以來的海運道程港驛﹐太武經五虎門﹑劉家港北上成山﹐太倉至文登﹑成山﹐自定海至高麗﹑新羅﹐入新羅﹑百濟而控倭﹐由陸海通高麗﹑新羅﹑渤海﹑日本﹐自龍溪中經漳浦下抵詔安﹐太武經海南至大佛靈山﹑占城﹐海南至交趾雲屯山﹐由廣東海道至安南﹐由欽州入交趾﹐由雲南入交趾﹐新州至靈山﹑新安﹑順化﹑廣南﹑橫山﹐通八百媳婦﹑緬甸﹐乃至北上開平道程﹑敦煌以西途程﹑遼東地區途程。內中尚有諸次遣使出使安南﹑占城﹐封安南﹑占城國王﹐祭高麗山川﹐行人楊載招諭日本﹐百花﹑彭亨國遣使來貢﹐給暹羅﹑琉球﹑占城諸國勘合﹐立殺獲倭賞格等外交詳情記錄。
      更可貴者﹐吳朴在書中列出南海﹑西域番戎奉表入貢者﹐凡五十九國(去除[  ]內重複者應有五十四國)﹕安南﹐占城﹐真臘﹐暹羅﹐爪哇﹐瑣里﹑[西洋瑣里]﹐三佛齊﹐古里﹐滿剌加﹐小葛蘭﹐榜葛剌﹐錫蘭山﹐古里班卒﹐柯枝﹐呂宋﹐合貓里﹐碟里﹐蘇祿﹐忽魯謨斯﹑[忽魯母恩]﹐甘把里﹐麻林﹐古剌麻﹐沼納撲兒﹐加異勒﹐祖法兒﹐溜山﹐阿哇﹐白葛達﹐天方﹐默德那﹐南巫里﹐急蘭丹﹐奇剌尼﹐夏剌比﹐窟察尼﹐烏涉剌踢﹐阿丹﹐魯密﹐彭加那﹐捨剌齊﹐八可意﹐坎巴夷替﹐[左法兒]﹐[黑葛達]﹐八答黑商﹐打回﹐日落﹐日羅夏治﹐拂菻﹐婆羅門﹐浡泥﹐百花﹐彭亨﹐覽邦﹐淡巴﹐[須文達那]﹐蘇門答剌。此外﹐還兼論了郭守敬及日曆﹑古今日食及海中南望老人星的情形﹐等等。[48]
      初步檢閱之下﹐覺得《龍飛紀略》雖云紀“自壬辰至壬午共五十一年”(據《四庫全書提要》語)間﹐即元至正十二年(1352)至明建文四年(1402)的朱姓飛騰﹑相替的發達史﹐但有關中外交通往來的內容卻頗為豐富﹐值得另外詳加輯錄。由此看來﹐作者應將其早年《渡海方程》的撰述融入後來在獄中所寫的《龍飛紀略》中﹐充分展示前者下卷的議論﹐也保留上卷的部分海道針經﹐為《渡海方程》與《順風相送》的關連提供可靠的證據。
      因此﹐敝人是同意韓振華﹑田汝康﹑黃盛璋等先生意見的。若以董穀介紹及鄭若曾﹑鄭舜功﹑顧炎武諸家引用情況看﹐《順風相送》應即《渡海方程‧海道針經》﹐相當《渡海方程》的上卷針經部分。由於原文已佚﹐其所載針路難以逐一詳細比對﹐但《順風相送》的海道針經應略有取捨(增補內容詳見下面第“三”部分的析說)﹐例如刪去了劉家港以北的國內航路等﹐其餘則應與《渡海方程‧海道針經》大同。

(四)《海道針經》﹑《順風相送》﹑《指南正法》一脈相承
      為了進一步追蹤本書作者﹐尚須對《渡海方程‧海道針經》﹑《順風相送》﹑《指南正法》三者的關係加以探討。筆者認為﹐由明中期至明末葉再到明末清初﹐上述三書都是一脈相承的﹐即彼此有所繼承﹑傳抄﹑刪訂或增補。本書和《海道針經》的關係已如前述﹐那末《指南正法》呢﹖
      這一節先要略略析及《指南正法》的完成年代。在該書中﹐涉及閩台部分出現“王城”(1624)﹑“思明”(1655)﹑“東都”(1661)及“大明”﹑“大清”等字樣[49]﹐說明此書完成於明末清初的政權易手之際﹐民間手鈔本傳播尚較自由。但要進一步分析具體年代﹐則可由書中航程記載的一些紀年干支或月建入手。
      通觀《指南正法》﹐含有紀年干支或月建的記錄有七處﹕
(1) 往長崎(所載書﹐第190頁)﹕丁丑年正月初一至初五
(2) 長崎往大泥日清(第187﹑281頁)﹕丁亥年十一至十二月
(3) 大泥回長崎日清(第188頁)﹕戊子年五月至六月
(4) 長崎往咬口留吧日清(第184頁) ﹕己丑年十一至十二月
(5) 暹羅往長崎日清(第181頁)﹕□□年五月至六月
(6) 咬口留吧往台灣日清(第186﹑280頁)﹕辛卯年四月至六月
(7) 咬口留吧回長崎日清(第182頁)﹕乙丑年四月至六月

      上述(1)丁丑年只走了五天﹐(5)暹羅往長崎無干支紀年﹐難以判定﹔(2)丁亥﹑(3)戊子兩年的月建﹐既可合永曆元年(1647)﹑二年(1648)﹐也可合康熙四十六(1707)﹑四十七(1708)年﹔(4)己丑﹑(6)辛卯兩年的月建﹐只合永曆三年(1649)﹑永曆五年(順治八年﹐1651)﹐不合康熙四十八(1709)﹑五十年(1711)年。至於(7)乙丑年﹐月建與天啟五年(1625)不合﹐卻與康熙廿四年(1685)合﹐而且書中“東都”的出現必在1661年之後[50]。
      因此﹐筆者斟酌情況﹐將《指南正法》的七個紀年干支﹐排定在崇禎十年(丁丑﹐1637)﹐永曆元年(丁亥﹐1647)﹑二年(戊子﹐1648)﹑三年(己丑﹐1649)﹑四年(庚寅﹐1650)﹑五年(辛卯﹐1651)﹐康熙年廿四年(乙丑﹐1685)。換言之﹐該書完成於大約1685年左右。

(五)《指南正法》序可證《順風相送》的“予”即吳朴
      筆者所以要費些筆墨來考定《指南正法》的年代﹐是欲說明其完成於明末清初﹐和《順風相送》極近﹐而且內容有相承性﹐以助推斷本書的作者。
      試觀下列的《指南正法》前言﹕

            “昔者聖人周公設造指南之法﹐通行海道﹐自古及今﹐流傳久
      遠。中有山形水勢﹐描抄終悞﹐或更數增減﹐籌頭差錯﹐別查本年
      朽損﹐難以比對指定手法。乃漳郡波吳氏﹐氏寓澳﹐擇日閑暇﹐稽
      考較正。自天朝南直隸至太倉﹐沿而福建﹑而廣東﹐並交趾﹑七洲﹐
      夷邦南巫里洋等處更數針路﹑山形水勢﹑澳嶼淺深﹑礁石沙泥﹐撰
      錄於後﹐以與諸人有志遠遊於此者共識之耳。
            自古聖賢教人通行海道﹐全憑羅經二十四位﹐通變使用。或往
      回﹐須記時日早晚﹑風汛東西南北﹑流水緩急順逆﹐如何用鋾探水﹐
      以知深淺。山勢遠近﹐切要謹慎﹐不可貪眠。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悔之何及。若遇東西南北﹐籌頭落一位半位﹐難[觀]針臨時機變。
      若是弔戧﹐切記上下更數多寡﹐風汛大小﹐順風使補以合正路。或
      遇七洲洋﹐上不離艮下不離坤。若遇南巫里及忽魯謨斯﹐牽星高低
      為準﹐各宜深曉。
            又云﹐行路難者有人可問﹐有徑可尋﹐有地可止。行船歧者﹐
      海水連天﹐雖有山嶼﹐莫能識認。雖知正路﹐全憑指南之法﹑《羅
      經針簿》﹐全憑主掌之人。須知船身高低﹑風汛大小﹑流水順逆﹐
      隨時增減更數針位﹐或山嶼遠近﹑高低形勢﹑探水淺深﹐牽星為準﹐
      的實無差﹐保得無虞矣。”

本來還有一段“凡船到七洲洋及外羅……緊記之”﹐乃抄襲《順風相送‧定潮水消長時候》中間的文字(《兩種海道針經》第27-28頁)﹐顯係錯簡﹐應排入《指南正法‧潮水消漲時候》(《兩種海道針經》第123-124頁)之後。
      試將《順風相送》序和《指南正法》序稍加比對﹐幾乎一模一樣﹔只是後者將前者末段“永樂元年……”及“寶舟”字樣去除﹐而塞進應入〈潮水消漲時候〉的另一段。如以現代版權法論﹐後者簡直公然“侵犯”了前者的“版權”。不過﹐古代的航海針經多係傳抄﹐除上述《渡海方程‧海道針經》外罕見公開刻本。而且﹐《指南正法》的傳抄者頗有良心﹐將容易失傳的原作者名直接寫入前言﹐竟為吾人解決《順風相送》初編本的作者問題﹐提供了絕佳的佐證。
      據上引序文﹐“乃漳郡波吳氏﹐氏寓澳﹐擇日閑暇﹐稽考較正”﹐說的就是《順風相送》序文中的“予”。“予者何﹖”﹕漳郡詔安朴吳氏也﹗蓋閩南語“朴(樸)”﹑“波”同音﹐吳波也就是吳
朴[51]。他所居的“澳”非澳門﹐應指詔安南面的南澳﹐有《東西洋考》的“南澳是漳﹑潮接連處﹐……西南邊一派沉礁﹐與澳相連”可供參證。當時漳州月港是對外貿易的要港[52]﹐而浯嶼-南澳正是前往海外的重要出航處。近日見黃盛璋先生大作﹐亦主張《順風相送》﹑《指南正法》均祖承《渡海方程》﹐其作者即吳朴﹐此論大大增強了自己一些看法之信心﹐但未據以修正原已草就的文字﹐只補誌於此以示不敢掠美[53]。
      如對《順風相送》作一大略統計﹐記載東﹑西洋航線(包括來﹑回)的共約100條﹐其中西洋75條(海外互發56條﹐國內發﹑回19條)﹐東洋25條(海外互發8條﹐國內發﹑回17條)。至於由國內發﹑回的36條航線(西洋19條﹐東洋17條)中﹐只有4條為廣東(西洋2﹑東洋2)﹐5條為五虎門(西洋4﹑東洋1)﹐4條為湄洲﹑3條為泉州(均東洋)﹐而浯嶼及附近的太武山竟佔了20條(西洋13﹑東洋7)。順便指出﹐本書所說的浯嶼及太武並非指金門的浯州嶼或北太武山﹐而在漳州南面﹕“太武山內浯嶼﹕係漳州港外”[54]。後來為了區別原來的太武山﹐才將金門附近的稱為“北太武”﹐但在《指南正法》中也僅有一例。
      總之﹐由於漳州在明代中後期的航海通商地位﹐造就了其對外航線的發達﹐也湧現了一批由漳州人編撰的航海交通圖籍﹕由吳朴的《渡海方程‧海道針經》至《順風相送》﹐至張燮的《東西洋考》﹐至近來發現的《東西洋圖》(the Selden Map of China)﹐莫非如此。

三﹑《順風相送》全書應完成於1593年左右

      如前所述﹐本書雖參考過《鄭和航海圖》等永樂間的航海針經圖簿﹐但始編本由吳朴最早撰著於嘉靖間的1537年﹔本書雖由吳朴最早編刻﹐但經數十年的傳抄﹐至成為《順風相送》鈔本時﹐已經有所取捨﹑增刪﹔那末﹐本書在1639年存入牛津大學圖書館前﹐最後成書的年代卻又當如何﹖由於“方程”詳文已不在﹐其後如何增補難以比對﹐只能就書論書﹐根據部分史事來加以判斷。為令概念統一﹐易於形成通識及方便討論﹐這裏強調﹕所謂“成書年代”﹐非指開始編輯的時間﹐而是本部分所要探討的“最後完成”的時限。

(一) 本書不可能完成於永樂元年
      這個問題較易解決。一者﹐上文已力言本書參考過的“永樂元年”起編訂航海圖簿云云﹐為“永樂十九年”起的傳抄之誤。二來﹐書中至少有兩件史事﹐不可能發生於永樂元年或其前。
      首先﹐本書的〈地羅經下針神文〉提及航海女神媽祖的封號為“敕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明著天妃”。眾所周知﹐“護國明著天妃”為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後的封號﹐而明成祖永樂七年(1409)始封她為“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55]。本書的天妃封號顯兼元初至明初而記﹐是民間的不正規寫法﹐但肯定在永樂七年之後。
      其次﹐本書有數條往交趾來回的針路﹐其中〈福建往交趾針路〉末謂“……雞唱門﹐即是安南國雲屯州海門也”[56]。交趾本為中國古代對今越南特別是其北部的通稱﹔安南國則是宋代以降的稱呼﹐唯明初永樂五年至宣德二年重新郡縣安南時期(1407-1427)除外。本書之鄭重稱其地為安南國云云﹐顯為安南重新獨立的宣德二年(1427)之後。

(二) 本書對《鄭和航海圖》只是參考
     下面粗略舉出本書與《鄭和航海圖》的若干不同﹕
(1) 航海圖以圖為主﹑針經為輔﹔本書則為刊載航海針經的更路簿。或謂本書中的〈各處州府
    山形水勢深淺泥沙地礁石之圖〉﹑〈靈山往爪蛙山形水勢法圖〉﹑〈新村爪蛙至瞞喇咖山形
    水勢之圖〉﹐原類航海圖﹐後存文失圖﹔然無確證﹐所謂山形水勢之“圖”﹐或如《指南
    正法》的〈對座圖〉一類。
(2) 本書雖有不少西洋針路﹐但所至地區及遠行途程不如航海圖﹔而且書中雖不乏過洋牽星的
    記載﹐但未有航海圖中最後的四頁專圖。
(3) 航海圖未有東洋航線﹔本書則多有補充﹐包括日本﹑琉球乃至菲律賓群島。
(4) 航海圖發自南京劉家港﹔本書則只反映福州五虎門以南。主要發舶港為漳州及其南的浯
    嶼﹑太武﹐這和新近發現的《東西洋航海圖》(the Selden Map of China)若合節拍﹐
    顯示兩者密切的相承關聯。

(三) 本書始撰於1537年而不限於該年
     《順風相送》雖承繼吳朴的《渡海方程》﹐但並未採取其下卷海防致治的議論部分﹐主要源於上卷亦即《渡海方程‧海道針經》﹐而且就航道而言﹐亦捨棄了吳朴原書中由劉家港北上的海運等航程。如按上述《龍飛紀略》觀之﹐吳朴在中外關係方面關注極廣﹐包含東北﹑塞北﹑西域諸道程及設防﹔僅以“渡海”而言﹐則由江浙至成山及渤海地區﹐都在論述之列。但《順風相送》只存福建五虎門以南尤其是漳泉出發的東西洋航線﹐連廣東也只是偶而道及﹐而且本書有一些東﹑西洋航路針經﹐顯然是吳朴嘉靖十六年(1537)編撰《渡海方程》後所增補。
      其實以部分針經來看﹐也難以分清究係吳朴自創或參照他人成果編輯﹐或由《順風相送》等獨自發揮而成。例如﹐赴琉球的航線﹐陳侃的《使琉球錄》[嘉靖十三年(1534)出使﹐十四年(1535)首上其錄]載及釣魚嶼等地名[57]﹐該書寫在《渡海方程》成書前三年。陳侃係代表官方出使﹐自會廣徵民間舟子船工為其所用﹐過往的更路針簿定在蒐羅之列。他是否採用了吳朴等閩人掌握的赴琉針經﹐抑或吳朴會利用到他的成果﹖需要進一步比對及研究。如據琉球人程順則所著《指南廣義‧針路條記》﹕其書乃據福建老船工相贈永樂以來的《航海針法》一本編訂而成。其中四條航程抄自上述封舟針簿﹐內有三條載及釣魚臺。更有進者﹐有十條航程抄自“三十六姓所傳針本”﹐其中五條載及釣魚臺或周邊島嶼[58]。三十六姓乃閩人善操舟者﹐
於洪武廿五年(1392)賜予琉球﹐然則其時間更在《順風相送》或《渡海方程‧海道針經》之
前了。
      至若赴日本的航程也值研究。《順風相送》有〈福建往琉球〉﹑〈琉球往日本針路〉﹑
〈兵庫港回琉球針路〉等﹐除釣魚嶼等外﹐內載萬者通七島山[原琉球與日本的界山七島山﹐
指奄美大島(Amami-Oshima)北面的寶島等吐噶喇列島 (Tokara-retto)]﹑啞慈子里美山
[在四國南端﹐高知(Kochi)縣高知市的足摺岬(Ashizurimisaki)﹐是琉球至兵庫所經的重
要轉航處]等地名﹐為其他航道較少刊登。但該針路卻由鄭若曾《籌海圖編》[嘉靖四十一年
(1562)刻]―鄭舜功《日本一鑒》[約隆慶元年(1567)刻]―《順風相送》―慎懋賞《四夷
廣記》[約萬曆廿六年(1598)刻]﹐一脈相承[59]。《籌海圖編》可謂抗倭時軍事中樞的
資料集﹐其旁蒐博引是必然的。該書及《日本一鑒》均引用過《渡海方程‧海道針經》﹐
上述針路應來自吳朴原作﹔但《順風相送》是承襲吳作或據《籌海圖編》再補添入書﹐因
《渡海方程‧海道針經》已散佚﹐一時不敢妄斷。

(四) 本書部分增補材料應在1571年後
      《順風相送》記有“佛郎”之名四處﹐對於分析本書在吳朴之後增補哪些地方頗有幫助﹕
(1) “……蘇律﹐乃是佛郎所住之處”。
(2) “美膋港……佛郎亦居此港”。
(3) “呂宋港……南邊是佳逸﹐拋佛郎船﹐[丑艮]取銃城妙矣”。
(4) “……長岐港即籠仔沙機﹐有佛郎番在此”。[60]
      明代佛郎番多指葡萄牙人或西班牙人。蘇律﹑美膋港在印度尼西亞小巽他群島或帝汶(Timor)一帶﹐佳逸為菲律賓馬尼拉西南的甲米地(Cavite)﹐長岐在日本(今通作長崎)。按前兩條的佛郎指葡萄牙人﹐最後一條指葡萄牙人或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早在1512年已抵馬魯古群島一帶﹐而西班牙人方濟各(Francisco de Xavier,1506-1552)在1549年已到過日本﹐據此三條較難判斷。但第3條的佛郎應為西班牙人﹐彼在1571年於呂宋馬尼拉始建王城。是故前述米爾斯等已主張《順風相送》的部分資料不能早於十六世紀末期﹐亦即至少在1571年後。
      除了呂宋外﹐別的一些資料也指向十六世紀七十年代。例如﹐本書有〈萬丹往池汶精妙針路〉﹑〈萬丹往馬神〉﹑〈加里仔蠻回萬丹〉等五六條針路明載今印度尼西亞的萬丹(Bantem)[61]。爪哇島西部的萬丹是1568年脫離淡目(Demak)而獨立建國的﹐進入十六世紀70年代更成為著名的港口。本書如此重視該地實非偶然。順帶一提﹐今印度尼西亞首府雅加達[Jakarta﹐1619年荷蘭人在此建城稱巴達維亞(Batavia)]當年尚附屬於萬丹﹐其曾以椰子(kalapa)命名而稱椰城。以音譯稱其地者首推《順風相送》﹐叫茭綠巴(Kalapa)[62] ﹐後來1618年刊印的《東西洋考》才另作咖口留吧﹐明末清初後又常簡稱為吧城﹑吧國﹑吧地等。

(五)本書台灣地名應在1602年之前
      《順風相送》的資料遞補材料尚不限於1571年左右。當然﹐最後斷限在1639年本書存入牛津大學圖書館前﹐但或應向前推移至十七世紀初。一種觀察點是彭湖﹑澎湖名稱的變化。自宋代真德秀〈申樞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狀〉(1218)﹑趙汝适《諸蕃志》(1225) 以“彭湖”取代“平湖”指稱今澎湖列島以來﹐直至明末“彭湖”的“彭”多不帶水旁﹐到了天啟間(1621-1627)才有“三年春正月……乙卯﹐紅夷據澎湖” 的記載﹐但明史地理志仍稱“[泉州府晉江]海中有彭湖嶼”[63]。今觀《順風相送》﹐書其地者均作“彭湖”[64]﹐到了《指南正法》時才較多地出現
“澎湖”。
      另一觀察點是今台灣高雄古稱的變化。高雄原稱打狗嶼或打狗仔﹐但此名見於1602年後﹐較早的是虎仔山或虎頭山。萬曆三十年(1602)十二月﹐陳第隨沈有容往臺灣剿倭﹐歸撰《東番記》﹐被學者方豪評為“明季親臨本島目擊本島情形者所遺之最早文獻”[65]。該書有云﹕“東番夷人不知所自始﹐居彭湖外洋海島中。起魍港﹑加老灣﹐歷大員﹑堯港﹑打狗嶼﹑小淡水﹑雙溪口﹑加哩林﹑沙巴里﹑大幫坑﹐皆其居也。”[66]“打狗嶼”出現在文獻上應以此為早。而在《順風相送》中﹐並無打狗仔之名﹐在〈太武往呂宋〉條云﹕“太武開船﹐辰巽七更取彭湖山。巳丙五更見虎仔山。單丙及巳丙六更取沙馬岐頭。”後來《指南正法》的〈泉州往邦仔系蘭山形水勢〉則云﹕“澎湖山﹕巽巳七更取虎頭山﹐即打狗仔。”[67]由此可見﹐《順風相送》當完成於1602年前。

(六) 本書完成年代約在1593年左右
      如要更精確地界定本書完成年代﹐還可從台灣的另一地名“北港”入手。“北港”較早出現時應在台南附近﹐後來《東西洋考》誤置於台灣北部﹐《明史》因之﹐遂造成混亂。現存較早出現“北港”一詞的官方文獻﹐是明萬曆間任福建巡撫的許孚遠之奏疏。許孚遠曾有〈海禁條約行 分守漳南道〉﹐在引述萬曆十七年(1589)福建巡撫周寀所提限定東西二洋往來船隻的建議後﹐謂“又有小番﹐名雞籠﹑淡水﹐地鄰北港捕魚之處﹐產無奇貨﹐水程最近。與廣東﹑福寧州﹑浙江﹑北港船引一例﹐原無限數﹐歲有四五隻或七八隻不等往販” [68]。後來許孚遠的〈疏通海禁疏〉又云閩南許多奸徒常 “駕使鳥船﹐稱往福寧卸載﹑北港捕魚﹐及販雞籠﹑淡水者”[69]。按﹐據《明實錄》﹐許孚遠之任福建巡撫﹐為萬曆二十年(1592)十二月丙申(初十)﹐至二十二年(1594)十一月乙亥(初一)﹐後者於《明督撫年表》中誤為二十二年十二月丁亥(十二月亦無丁亥)[70]。上述兩折﹐應分別繫於萬曆廿一年(1593)及萬曆廿二年(1594)。由《明實錄》查周寀建議之文﹐並無提及“北港”字眼[71]﹐看來1593年應是“北港”出現較早的年份。
      其實在《順風相送》的〈松浦往呂宋〉條也已記有“……小琉球雞籠頭山﹐巡山使上﹐用丙午六更﹐見北港﹑沙馬頭大灣山”[72]。根據行紀或航程地名民間往往早於官方文獻的通例﹐本書的記載或應早於許孚遠的奏疏﹐故推斷《順風相送》的完成年代﹐應在明萬曆二十一年(1593)或其前。
      當然﹐所有歷史的考訂均須建基於可靠的圖書﹑文物或其他史料﹐《順風相送》本身並未署明著作者及始編﹑完成等年代﹐故本文的各項分析自然帶有某種不確切性﹐敬候中外史學仝仁或廣大讀者的尖銳批評。

[完稿並刊佈於2011年11月28日﹐刊於《跨越海洋─
“海上絲綢之路與世界文明進程”國際學術論壇文選
(2011‧中國‧寧波)》出版(寧波博物館、浙江大學
出版社2012年8月)]

注釋﹕
[1] 向達校注《兩種海道針經》﹐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9月出版。
[2] 何毓衡刊佈﹕《順風相送》﹐載台北﹕中國文化學院海洋研究所編印《海洋彙刊》第一
    輯﹐中國文化學院出版部1966年3月版﹐第131-166頁[據英國牛津大學所贈美國國會圖
    書館藏該書手抄本照片六十四張排印]。此書訊由徐玉虎氏《明代琉球王國對外關係之研
    究》(台灣學生書局1982年版)第71頁獲悉﹐在香港大學圖書館找到該刊物。
[3] 此成果見陳佳榮﹑謝方﹑陸峻嶺《古代南海地名匯釋》第一部分﹐北京﹕中華書局
    1986年5月版。另見筆者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blog/?p=1916。
[4] 參見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blog/?p=2025。
[5] 吳天穎《甲午戰前釣魚列嶼歸屬考 ― 兼質日本奧原敏雄諸教授》﹐北京﹕社會科學
    文獻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25-28頁。
[6] 鞠德源﹕《日本國竊土源流/釣魚列島主權辨》﹐下篇‧鐵案如山證據說﹐北京﹕
    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5月版﹐目錄1﹐正文622-623頁﹔《釣魚島正名》﹐
    北京﹕崑崙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46頁。
[7] 徐玉虎《明代鄭和航海圖之研究》﹐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6年7月版﹐第85頁。
[8] 鄭海麟《釣魚台列嶼之歷史與法理研究》﹐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年8月
    版﹐第14﹑92頁﹔另見該書增訂本﹐2011年5月版﹐自序。。
[9] 浦野起央﹑劉甦朝﹑植榮邊吉《釣魚臺群島(尖閣諸島)問題研究資料匯編》﹐勵志
    出版社﹑刀水書房2001年9月版﹐第3頁。
[10]Duyvendak, J. J. L. , ‘Sailing Directions of Chinese Voyages’ (a Bodleian
    Library MS.). T’oung Pao, Vol.34, 1938, p. 230. 參見李約瑟著﹑汪受琪等譯
    《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四卷‧物理學及相關技術﹐第3分冊‧土木工程與航海技術﹐
    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0月版﹐第631﹑852頁。
[11]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IV, part 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382. 另見上引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
    第四卷第3分冊﹐第423﹑631頁。
[12]張崇根〈釣魚島的前世今生〉﹐刊於2010年9月17日《中國民族報》第7版〈理論
    周報‧時空〉(http://www.mzb.com.cn/html/report/142910-2.htm)。
    同一天﹐內地黨﹑政網均予登載﹕求是理論網
    (http://www.qstheory.cn/wz/xues/201009/t20100917_49672.htm)﹔
    人民網(http://theory.people.com.cn/GB/12756066.html)。
[13]韓振華〈我國古代航海用的量天尺〉注9﹐原載《文物集刊》1980年2期。後收入
    《中國與東南亞關係史研究》﹐廣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謝方﹑錢江﹑陳佳榮
    執編《韓振華選集》第三卷《航海交通貿易研究》﹐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02年版﹐
    第226頁。
[14]田汝康〈《渡海方程》― 中國第一本刻印的水路簿〉﹕原載《通報》(T’oung Pao)
    1982年1-3期﹔《中國科技史探索 ― 紀念李約瑟博士八十壽辰論文集》﹐1982年。
    後收入氏著《中國帆船貿易和對外關係史論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7-
    139頁。
[15]見黃盛璋〈《過洋牽星圖》起源阿拉伯與中國發展﹑提高的貢獻指迷解難 ― 創建中國
    海學新學﹐復興中國海國文明研究之一〉﹐載劉迎勝﹑楊曉春主編《〈大明混一圖〉與
    〈混一疆里圖〉研究 ― 中古時代後期東亞的寰宇圖與世界歷史知識》﹐南京﹕鳳凰出
    版社2010年12月版﹐第123-124﹑141頁。
[16]陳國燦〈明初航向東西洋的一部海道針經 ― 對《順風相送》的成書年代及其作者的
    考察〉﹐載武漢大學歷史系編《史學論文集》第一集(1978年)﹐第167-177頁(後發表
    於海南《四庫全書研究》創刊號﹐1992年)。《史學論文集》第一集蒙友人朱鑒秋兄自
    上海向湖北網上訂購﹑快遞該書﹐然後照相﹑電郵該文至香港﹐特誌於此以示謝忱。
[17]上引向達《兩種海道針經‧序言》﹐第4頁。支持者另見泗上亭長〈《順風相送》
    成書年代小考〉[2011-05-28 15:42:39刊於其新浪博客(筆者閱於11/11/11)﹕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cf198a0100vjpv.html]。
[18]井上清〈「尖閣」列島－釣魚諸島の史的解明〉﹐載於《中国研究月報》1972年
    六月号﹐後由第三書館於1996年10月另再發行。參見氏著﹑英慧譯《釣魚列島的歷史
    和主權問題》﹐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社1973年2月版﹐第18頁﹔賈俊琪﹑于偉譯﹐
    寧燕平校《釣魚島﹕歷史與主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2月版﹐第21頁。
[19]郭永芳〈《順風相送》最初的成書年代及其作者質疑〉﹐《中國東南亞研究會通訊》
    1986年第3-4期。其說另見《中國航海科技史》(章巽主編)﹐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
    第241頁。
[20]Mills, J. V. , Translation of Shun Fêng Hsiang Sung (Fair Winds for
    Escort). Bodleian Library, Land Orient. MS. no. 145. Unpub. MS. 轉引自
    上述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四卷第3分冊﹐第631﹑879頁。
[21]張崇根〈關於《兩種海道針經》的著作年代〉﹐初刊於《中外關係史論叢》第一輯﹐
    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年2月版﹔後載氏著《台灣歷史與高山族文化》附錄﹐青海人
    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8-271頁。
[22]Hsiang Ta & Hughes, E. R., ‘Chinese Books in Bodleian Library’, BQR,
    1936, 8, 227. 轉引自上述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四卷第3分冊﹐第631﹑866頁。
[23]見趙煥庭〈南沙群島考察史〉﹐載《熱帶地理》第十五卷第一期(1995年3月)﹐
    第21頁。
[24]奧原敏雄氏〈尖閣群島領有権の根拠〉﹐原載《中央公論》第93卷第7號(1978年
    7月)‧特集(日本國領土の範囲)﹐第66-76頁。閱讀於2011年11月12日﹕
    http://senkakujapan.nobody.jp/page008.html。
[25]其他主張﹐恕不一一論列。
[26]參見周達觀《真臘風土記》總敘﹐中華書局1981年3月版﹐第15-16頁。另見
    周運中〈《海道經》源流考〉﹐載《海交史研究》2007年第1期。
[27]見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之八‧真臘﹐中華書局1993年2月余思黎點校本﹐第
    271頁﹔慎懋賞《四夷廣記》永樂元年御史尹綬至真臘路程﹐載《玄覽堂叢書續集》
    第102冊(另見﹕http://www.world10k.com/blog/?p=1649)。
[28]分見張廷玉等《明史》卷三二五‧列傳二一三‧外國六﹑卷三二六‧列傳二一四‧
    外國七﹐中華書局1974年標點本﹐第8424﹑8439-8440頁。
[29]見上引《明史》﹐第1826﹑7766頁。
[30]程順則《指南廣義》﹐琉球大學志嘉屋記念図書館藏﹐參見南溟網標點本﹕
    http://www.world10k.com/blog/?p=1637。
[31]泉州惠安白奇鄉郭家藏《海底簿》手抄本﹐1963年廈門大學歷史系與泉州文管會
    聯合調查時搜集﹐引自先師莊為璣氏《晉江新志》上冊﹐泉州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
    1985年12月鉛印本﹐第274頁。另參見莊為璣《古刺桐港》的介紹﹐廈門大學出
    版社1989年版﹐第20﹑327頁。
[32]福建集美航海學校收集《浙江溫州平陽石礦[塘]流水表》手抄本﹐引自鄭鶴聲﹑
    鄭一鈞編《鄭和下西洋資料匯編》下冊﹐齊魯書社1989年11月版﹐253頁。
[33]原向達藏清初《針位編》鈔本殘卷﹐引自馮承鈞〈《瀛涯勝覽校注》序〉﹐商務
    印書館1935年7月版。
[34]馬歡《瀛涯勝覽》﹐商務印書館1935年7月馮承鈞校注本﹐第55頁。另參見萬明
    《明鈔本瀛涯勝覽校注》﹐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80頁。
[35]鞏珍《西洋番國志》﹐中華書局1961年8月向達校注本﹐第35頁。
[36]原載明茅元儀《武備志》卷二四0﹐參見向達整理﹑校注《鄭和航海圖》﹐中華
    書局1961年9月版。類似圖幅另載明施永圖編《武備‧地利》卷之四〈通外國圖〉﹐
    清刻本﹐見北京出版社2000年《四庫禁燬書叢刊》﹐子部29﹐第66-76頁﹔兩圖大
    同﹐但後者“圖略”未署鄭和名﹐全圖錯漏較多﹐又闕最後四幅過洋牽星圖。
[37]周鈺森《鄭和航路考》﹐台北﹕海運出版社1959年6月版﹐第49-50頁。另可
    參見徐玉虎《明代鄭和航海圖之研究》﹐台灣學生書局1976年7月版﹐第2-3頁﹔
    朱鑒秋〈《鄭和航海圖》與同時期西方海圖的比較〉﹐《鄭和下西洋研究文選(1905-
    2005)》﹐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年版﹐第583-584頁。
[38]其版本藏於日本天理圖書館﹐見澤田瑞穗〈天理圖書館所見道書私錄〉﹐
    《東方宗教》第30期﹐1967年﹐頁90-99。引自李麗涼〈媽祖信仰與道教：以
    《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為主的考察〉，收於陳志聲、陳維德、薛雅文總
    編輯：《媽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中縣清水鎮：中縣文化局，2010），
    頁35-53。(http://taiwan.yin-xian.com/index.php?
    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5:2010-10-09-11-37-
    18&catid=1&Itemid=9)。
[39]參見懷韻〈“澳洲大陸發現者”楊敏〉﹐載《鄭和研究動態》2008年第一﹑二期﹐
    上海鄭和研究中心編印。
[40]參見鄭鶴聲﹑鄭一鈞〈鄭和下西洋史事新證〉﹐載前引《鄭和下西洋研究文選
    (1905-2005)》﹐第712-713頁。
[41]見劉銘恕〈鄭和航海事跡之再探〉﹐載前引《鄭和下西洋研究文選(1905-
    2005)》﹐第187-188頁。
[42]董穀《碧里雜存》卷下‧渡海方程﹐據樊維城輯《鹽邑志林》第十七冊﹐上海﹕
    商務印書館1937年印本。
[43]鄭若曾《籌海圖編》﹐解放軍出版社﹑遼瀋書社1990年《中國兵書集成》本第
    15冊(嘉靖四十一年刻本影印本)﹐第27-48頁。
[44]鄭舜功《日本一鑒‧桴海圖經》卷一﹐民國廿八年影印舊鈔本﹐第1頁。另參見
    朱鑒秋〈《日本一鑒桴海圖經》及明代中日海上航路的研究〉﹐載《海交史研究》
    2000年第2期﹐第31-38頁。
[45]載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原編第廿六冊‧福建‧洋稅考﹔原編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分見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72冊﹐台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
    1996年本﹐第467﹑796頁。
[46]吳朴《龍飛紀略》﹐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9冊﹐台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
    1996年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三年吳天祿等刻本影印﹐第412-413﹑683頁。
[47]見前引田汝康〈《渡海方程》―中國第一本刻印的水路簿〉﹐《中國帆船貿易和
    對外關係史論集》﹐第130-139頁。
[48]參見上引吳朴《龍飛紀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版﹐第416﹑457-458﹑
    473-475﹑509-510﹑512-513﹑533-534﹑539-542﹑545-546﹑556-557﹑
    563﹑571-574﹑577﹑584-585﹑587-589﹑602﹑606-607﹑619-620﹑
    622-623﹑631-534﹑656-657﹑659-660﹑663-666頁。
[49]見上引刊登《指南正法》的《兩種海道針經》本﹐第134﹑170﹑177﹐及114﹑
    109頁。
[50]所有年分﹑月建資料對比﹐均採自王雙懷主編﹐方駿﹑陳佳榮﹑張錦華﹑樊英峰
    參與工作的《中華日曆通典》第四冊﹐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4月版。
[51]此論也見於陳佳榮﹑錢江﹑張廣達《歷代中外行紀》﹐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年12月
    版﹐第803-805﹑914頁。
[52]見張燮《東西洋考》﹐中華書局1981年1月謝方校點本﹐第171頁。另可參看陳自強
    〈論明代漳州月港〉(及〈續論〉)﹑〈略論明代漳州月港的歷史地位〉﹐見氏著《泉
    漳集》﹐悉尼-廈門﹕國際華文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第121-141﹑149-157頁。
[53]詳見上引黃盛璋〈《過洋牽星圖》起源阿拉伯與中國發展﹑提高的貢獻指迷解難 ―
    創建中國海學新學﹐復興中國海國文明研究之一〉﹐載《〈大明混一圖〉與〈混一疆
    理圖〉研究 ― 中古時代後期東亞的寰宇圖與世界地理知識》﹐第123-124﹑141頁﹑
    143﹑145﹑154-155頁。
[54]前引《兩種海道針經》﹐第32頁。另可參見“互動百科”浯嶼條:
    http://www.hudong.com/wiki/%E6%B5%AF%E5%B1%BF[2011/10/29閱]。
[55]見拙文〈萬里海疆崇聖妃―兩宋媽祖封祀辨識〉﹐原刊《澳門媽祖論文集》﹐澳門
    海事博物館﹑澳門文化研究會1998年版﹔後載於《南溟集》﹐香港﹕麒麟書業有限
    公司2002年12月版﹐第683頁
    (http://www.world10k.com/blog/pdf/676-699.pdf)。
[56]見前引《兩種海道針經》本﹐第49頁。
[57]陳侃《使琉球錄》﹐參見《國家圖書館藏琉球資料匯編》(該篇據《紀錄匯編》本) ﹐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出版。
[58]見程順則《指南廣義》‧
    〈針路條記〉(http://www.world10k.com/blog/?p=1636)﹑
    〈傳授航海針法本末考〉(http://www.world10k.com/blog/?p=1636)。
[59]可另參看前引朱鑒秋〈《日本一鑒桴海圖經》及明代中日海上航路之研究〉一文。
[60]見上引《兩種海道針經》本﹐第67﹑91﹑99頁。
[61]見上引《兩種海道針經》本﹐第66﹑68﹑69﹑75頁。
[62]見上引《兩種海道針經》本﹐第66-68頁。
[63]見《明史》卷二十二‧本紀二十二‧熹宗﹐卷四十五‧志第二十一‧地理六﹐前引
    標點本第301﹑1128頁。此說參見張崇根〈釋“彭湖”― 兼評《辭海》有關條目〉﹐
    載氏著《台灣歷史與高山族文化》﹐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2-155頁。
[64]見上引《兩種海道針經》本﹐第87-89﹑94頁。
[65]方豪〈《閩海贈言》弁言〉﹐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沈有容輯《閩海贈言》
    (台灣文獻叢刊第五十六種)﹐1959年版﹐第1頁。
[66]引自方豪〈陳第《東番記》考證〉﹐載《方豪教授台灣史論文選集》﹐台北﹕捷幼
    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頁。
[67]見上引《兩種海道針經》本﹐第88-89﹑165頁。
[68]許孚遠《敬和堂集》八﹐台北﹕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1990年影印日本內閣
    文庫藏萬曆廿二年葉向高序刊本﹐頁10-11(承台灣師範大學張素玢教授查閱並印
    贈)。此資料為岩生成一較早披露﹐見其〈豐臣秀吉の臺灣島招諭計畫書〉一文
    (原載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研究年報》第七﹐1941年)﹐閱於2011年10
    月15日﹕  http://moodle.ncnu.edu.tw/file.php/12124/Iwaob.doc。
[69]《明經世文編》卷四00‧敬和堂集﹐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4332頁。
[70]《明神宗實錄》卷二五五﹑二七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據《明實錄》紅格
    鈔本整理校勘本﹐1962-1966年版。吳廷燮《明督撫年表》卷四‧福建﹐見中華
    書局1982年6月魏連科點校本﹐下冊第510頁﹔另《二十五史補編》第六冊‧明
    督撫年表‧卷四福建之文同(該書第184頁)﹐中華書局1955年2月據開明書店民國
    廿四年原版重印本﹐第六冊第8762頁。
[71]《明神宗實錄》卷二一0﹐萬曆十七年(己丑)四月丙申。
[72]見上引《兩種海道針經》本﹐第91頁。

[編後記]
      2011年11月26日下午﹐當本文草就﹐竟於深圳書城購得劉迎勝﹑楊曉春主編《〈大明混一圖〉與〈混一疆理圖〉研究 ― 中古時代後期東亞的寰宇圖與世界地理知識》(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12月版)﹐內收前輩黃盛璋氏〈《過洋牽星圖》起源阿拉伯與中國發展﹑提高的貢獻指迷解難 ― 創建中國海學新學﹐復興中國海國文明研究之一〉宏文﹐其中有《順風相送》與《渡海方程》密切關係的多段精彩分析。筆者沒有絲毫改寫自己原來的論述﹐但卻立即將其高見插入拙文中並詳注(參該書第123-124﹑141頁﹑143﹑145﹑154-155頁)﹐以示未敢掠美之意。
      2011年11月28日下午﹐當本文完稿並上網同時﹐收到學友周運中(現任職於廈門大學歷史系)由電郵傳送的論文兩篇﹕〈鄭和下西洋南海航路考〉﹑〈牛津大學藏明末航海圖研究〉﹔內中(尤其是第一篇)高度評價《順風相送》並據以考訂諸多航路﹐同時獨立發表對該書的一些重要看法。其論有些竟與拙文不謀而合﹐故擇要記敘於下以顯其說﹕(1)《順風相送》成果直接源自鄭和下西洋﹐“永樂元年的元字很可能是十九兩個字豎排書寫後的誤字﹐九字與元字的下半截很像”(原文如此)﹔(2)《順風相送》側重西洋航路﹐《指南正法》側重東洋航路﹔(3)不同意《中國測繪史》的下列說法﹕《順風相送》這一《海道針經》的作者最有可能是山陰人周述學(測繪出版社2002年版﹐第一冊第445頁)。
      在本文撰寫及完成之際﹐竟於三天內獲得兩位仝仁的相類意見﹐與其說是太巧之合﹐毋寧謂為順理成章的學術路向﹐更拜現代IT迅捷異常之所賜﹐茲專誌於此﹐並為學術之薪火相傳﹑後繼大有其人而高度欣慰。                                                            

                                                              [南溟子2011年11月29日識於香江南溟齋]

      另在2011年12月14日晨看到學友陳自強在南溟網的留言﹐隨即答覆並轉載於下﹕

陳佳榮“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_新增文章_海交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