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http://www.bylw5.com    [ 2009-06-04 09:06:00 ]   
作者﹕劉躍進﹐原載《國家圖書館學刊》2005年第1期

摘要 從比較《漢書‧藝文志》和《隋書‧經籍志》所著錄的史籍要目及其分類情况入手,試圖探討漢魏以來各種史書急劇增加的深層次原因。在此基礎上,概括性地論述了唐宋以來有關地方文獻收集整理情况,用以說明地方文獻整理的特殊難度;就地方文獻的資料彙編、文獻綜論及專題研究等方面﹐提出了若干系統的建議。      (關鍵字 漢唐地方文獻 古籍整理)
 
漢唐時期的地方文獻雖然多已失傳,但是,我們從古注及類書徵引來看,其資料異常豐富多彩,而且學術價值頗高。清人錢大昕《廿二史考異》說:“予謂魏晋諸儒,地理之學極精。”這裏所論雖僅限於地理之學,但是無妨擴大其範圍,從廣義的地方文獻方面來理解。這裏所說的“地方文獻”,包括家族宗人的傳記、鄉里郡縣的概況、割據勢力的雜記等,其內容較之現代意義上的地方志概念似乎有所不同。這是事先應明確的問題。
 
一、地方文獻的收集
 
討論漢唐地方文獻問題,不妨從兩個時期的目錄學著作《漢書‧藝文志》和《隋書‧經籍志》說起。《漢書‧藝文志》是以劉向《別錄》、劉歆《七略》爲藍本,編輯加工而成,主要反映了東漢以前的圖書收錄情况。其內容分爲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六類,收錄圖書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屬於歷史一類的圖書如《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太古以來年紀》、《漢記注》、《漢大年紀》等主要收錄在六藝類《春秋》經傳中。《春秋》主要記述的是魯國的歷史,也屬於廣泛意義上的地方文獻,但是這部分圖書所存非常有限。初唐時編修的《隋書‧經籍志》,所反映的情况則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原來作爲依附經書的史部著述驟然增加,因此在目錄中獨立開來。不僅如此,像《史記》、《漢書》這樣帶有官方編修色彩的通史或者斷代史著作放在了史部前列,首次稱之曰“正史”,凡六十七部,加上亡佚的凡八十部。以下則又細分“古史”三十四部、“雜史”七十三部、“霸史”三十三部、“起居注”四十四部、“舊事篇”二十五部、“職官篇”三十六部、“儀注篇”六十九部、“刑法篇”三十八部、“雜傳”二百一十九部、“地理之記”一百四十部、“譜系篇”五十三部、“簿錄篇”三十部,“凡史之所記,八百一十七部,一萬三千二百六十四卷。通計亡者,合八百七十四部,一萬六千五百五十八卷。”其中與地方文獻關係最爲密切的是“霸史”、“舊事篇”、“雜傳”、“地理之記”及“譜系篇”五類,總計四百七十部,四千九百六十七卷,占史部一半之多。史學著述之發達,由此可見一斑。
 
漢唐時期地方文獻編纂繁榮的原因,就其犖犖大者而言,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史學傳統。
古代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記言行。夏殷時代,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代史官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等。漢武帝始置太史公,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先後職掌其事。東漢時期,很多著名史學家、文學家相次著述東觀,蔚然成風。秉承這種風氣,漢魏以降,史學異常發達。正史如《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等有數十家注釋本,徵引史籍數百種。雜傳類著述、州郡地志更是層出不窮,包括山水描述、都城建設、地名源流、異域風情、宗教地志等等,令人有眼花繚亂之感。
 
第二,地方割據。
三國以下,各地割據政權多有史官,博采舊聞,推奉正朔,官修史書自然興盛一時。《隋書‧經籍志》霸史類著錄的《趙書》、《華陽國志》、《南燕錄》、《秦記》、
《涼書》等均屬於這一類的著述。
 
第三,門閥制度。
東漢初年,光武帝下詔纂輯其故鄉南陽風俗,作爲西漢首善之地的三輔地區,還有高祖故鄉豐沛以及中國文化重鎮齊魯等地﹐也興起編修地方文獻之風。特別是隨著地方門閥勢力的崛起,地理、譜系類著述更是成爲人們炫耀門第的一種風尚。家乘郡書、名流傳記等乘勢而起。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文化背景下,漢唐地方文獻的收集工作成爲一時風尚。
 
二、地方文獻的整理
 
隨著大唐帝國的統一,各地圖書文獻逐漸集中起來,這就爲地方文獻的集中整理提供了一個基本條件。當然,任何事物總是有它的兩面性,集大成的論述紛紛問世的同時,各地方的鄉邦文獻也隨之而散佚。這幾乎是中國古代著述學史上的一種必然現象。《隋書‧經籍志》著錄的各種地方文獻,絕大部分已經失傳。我們今天只能通過《太平御覽》、《山堂考索》、《說郛》這樣的大型類書﹐和《三國志》裴松之注、《世說新語》劉孝標注、《文選》李善注、《漢書》顔師古注等徵引得以管窺蠡測。正因爲如此,清代輯佚學家如徐松從《永樂大典》中輯出《河南志》、王謨輯出《漢唐地理書鈔》、馬國瀚輯《玉函山房輯佚書》、孫星衍輯《平津館叢書》乃至近人周樹人(魯迅)輯《會稽郡故書雜集》等,保存了相當豐富的地方文獻資料。可惜這些資料尚沒有得到今人的充分重視,也缺乏系統的整理。
 
我在從事漢魏六朝文獻收集與整理的過程中,深感地方文獻的重要性。但是,我對此全然外行,深深地期待著學術界能够儘早出現這樣的整理著作。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的問世,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我的這種强烈的好奇心。瀏覽前言,作者自稱輯錄漢唐方志四百四十種,這確實令人振奮。但是,翻閱正文,雖然每一條都儘量標注原始出處,但是,幾乎看不到前人的輯佚成果,這確實是不能容忍的疏忽。對此,陳尚君先生在《唐研究》第五卷上發表書評,高屋建瓴地指出,該書貪多務得, 掛掛漏頗多,而“未能充分尊重和利用前人已有的輯逸成績”乃是最大的問題。其實,不僅是前人的成果,就是今人的成果也未能吸收。本書既然輯錄了《河南十二縣境簿》,那末,朱祖延《北魏佚書考》地理類輯錄的《十三州志》(闞駰著)就應當輯錄。《三晋記》(王遵業撰)僅據《太平寰宇記》輯錄一條,而朱書從《太平御覽》又輯得一條。又如劉芳《徐州人地錄》據《太平寰宇記》輯錄三條,而朱書又從《北堂書鈔》輯得一條。
 
問題顯然還不止於此。譬如說,既然標明《漢唐方志輯佚》,那麽,漢唐時期哪些地方文獻符合今天的“方志”概念?這涉及到輯錄的範圍和取捨的標準。可惜作者在前言中並沒有對此作任何解說。而且,作爲一部資料性質的著作,書後也缺乏必要的索引。這姑且不談。作者自稱“十餘年來,從四十餘種、六千餘卷類書、地志、史書、子書中共輯出漢唐方志四百四十種,約四十萬字” 。所下功夫可謂勤矣。但是仍有一些典籍,特別是域外所存古籍,依然可以輯錄許多資料。如唐代張楚金編《翰苑》,《新唐書‧藝文志》著錄七卷,《日本國見在書目》著錄三十卷。南渡以後不復著錄,估計已經在中土佚失,而在日本尚保存舊鈔本,其中收錄了大量的地方文獻,如《隋東藩風俗記》、《括地志》、《東夷記》、《肅慎國記》、《鄴中記》、《高麗記》等。類似這樣的著作在韓國、日本等受漢文化影響較深的國家尚保存許多。

當然,這些域外資料,限於條件,無從一一披覽,也無可置議。不可思議的是,很多常見書,如《史記》三家注、《三國志》裴注、《後漢書》李賢注等多所漏失。如《史記索隱》所引《益部耆舊傳》、《陳留耆舊傳》(P.564)、《會稽典錄》(P.565)、《陳留風俗傳》(P.587)、《荊揚異物志》(P.588)、《關中記》(P.589)、《荊州記》(P.590)、《吳錄》(P.593)、《吳地記》(P594)、《西河舊事》(P.595)、《三秦記》(P599)、《潯陽記》(P.601)、《林邑記》、《湘江記》(P.602)、《南康記》(P.605)、《廣州記》(P.606)等;《史記正義》所引賀循《會稽記》(P.73)、《吳地記》(P.75);《三國志》裴注所引《汝南先賢傳》(P.658)、《先賢行狀》(P.665)、《冀州記》(P.673、733、781、791)、《交州異物志》(P.122、145)、《益部耆舊傳》(P.866、882、967、972、1014、1033、1087、1088、1099)、《三輔决錄》(P.957)、《零陵先賢傳》(P.980)、《楚國先賢記》(P.986、1005、1158)、《襄陽耆舊記》(P.913、953、983、984、1008、1010、1052、1054、1073、1083、1085、1156、1174、1306)等;《後漢書‧光武帝紀》李賢注所引《襄陽記》(P.16、2777);此外,各傳記注所引《廣州記》(P.194)、《益部耆舊記》(P.1048、1605、2435)、《三輔决錄》(P.1953、2121、2122、2265、2332)、《先賢行狀》(P.2112)、《鄴中記》(P.2144)、《九州春秋》(P.2332)、《十三州志》(P.2466)、《臨海異物志》(P.2844、2850)、《襄陽耆舊記》(P. 3477、3480、3481)、《荊州記》(P.3478、3481)、《湘中記》(P.3484、3485)、《豫章志》(P.3491)、《上黨記》(P.3522)等,按照該書的收錄範圍理應輯錄,不知爲什麽失之眉睫。像《三輔决錄》這樣的書,序言仍存。《漢學堂叢書》、《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等均有輯錄,但是此書却視而不見。至于《敦煌類書》、《太平御覽》等類書,更應逐一披覽輯校。而這些工作,似乎也沒有細細去做。甚至,古佚書淵藪《說郛》這樣的重要書籍,也未列入引用書目之中。此外,大量的宋元以後的古籍也時有徵引地方文獻,如李膺《益州記》見於《勝覽》者僅“鶴鳴山,張道陵登仙之,嘗有白鶴游其上”數句,而明代《學圃藼蘇》卷二引錄則更詳:“晋原鳴鶴山,張道陵登仙之所。傳云:常有麒麟白鶴游翔其上,有銘記云:張陵爲腹蛇所吸,門徒以爲登仙矣。”同時又引李膺《蜀記》曰:“張道陵避病虐於丘社之中,得咒鬼之術書,爲是解鬼法,入鵠鳴山,自稱天師。熹平末,爲蟒蛇所吸,子衡奔走,尋尸無所,畏負法議之譏,乃假設權方,以表靈化之跡,生縻鶴足,置石崖頂。到光和元年,遣使告白正月七日天師升元都。米民之山獠,遂因妄傳,販死利生,莫過此之甚也。陵子衡爲系師,子魯爲嗣師,以祖始法惑亂天下。”
 
就目前已經輯錄的地方文獻看,作者似乎逐條輯自古籍,但時有脫誤。如《南州異物志》“交廣之界”條,注明出處是《太平御覽》、《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等,但在“不貪其財貨也”後面,中華書局校點本尚有“並以其內有肴菹,又取其髑髏之川飲酒。傳人掌趾爲? 異,以食長老”(P.2835)數句。如果說這條出處不同,容有異文,而《汝南記》“華仲妻”條則注明僅出《後漢書‧應奉傳》注引。但是,本條僅僅引了前半段,後面還有數十字却不知何故遺漏:“仲爲將作大匠,妻乘朝車出,元義於路旁觀之,謂人曰:‘此我故婦,非有它過,家夫人遇之實酷,本自相貴。’其子朗時爲郎,母與書皆不答,與衣裳皆燒之。母不以介意,意欲見之,乃至親家李氏堂上,令人以它詞請朗。朗至,見母,再拜涕泣,因起出。母追謂之曰:‘我幾死,自爲汝家所棄,我何罪過,乃如此邪?’因此遂絕。”又如《楚國先賢傳》“(韓)暨臨終遺言曰”條,謂出《三國志》韓暨本傳,但是後面還有數百字:“又上疏曰:‘生有益於民,死猶不害於民。況臣備位台司,在職日淺,未能宣揚聖德以廣益黎庶。寢疾彌留,奄即幽冥。方今百姓農務,不宜勞役,乞不令洛陽吏民供設喪具。懼國典有常,使臣私願不得展從,謹冒以聞,惟蒙哀許。’帝得表嗟歎,乃詔曰:‘故司徒韓暨,積德履行,忠以立朝,至於黃發,直亮不虧。既登三事,望獲毗輔之助,如何奄忽,天命不永!曾參臨沒,易簀以禮;晏嬰尚儉,遣車降制。今司徒知命,遺言恤民,必欲崇約,可謂善始令終者也。其喪禮所設,皆如故事,勿有所闕。特賜溫明秘器,衣一稱,五時朝服,玉具劍佩。’”
 
還有大量的校勘問題,如《關中記》“三輔舊治長安城中”條注明出自《通鑒》初平元年注,實際是永元四年。《吳興山墟名》“三山”條“隴士龍贈顧彥先詩云”當作陸士龍。又如《異物志》“鹿狼”條謂出《御覽》僅僅24字,而《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所引文字更爲詳盡, 於義更勝(P.2858)。如《武陵記》“壺頭山”條謂輯自《後漢書‧馬援傳》注引23字。中華書局校點本還有“壺頭山邊石窟,即馬援所穿室也。室內有宅如百斛船大,雲是馬援之餘靈”數句。又《益州記》謂出自《御覽》和《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但是用史傳核對,本書錄文則訛誤甚多,難以卒讀。
 
三、地方文獻的研究
 
上述問題說明,地方文獻的收集與整理是一項異常繁難的工作。它不像正史那樣隸屬於官方修史系統,資料相對完整準確,歷代刊刻也有版本依據。而地方文獻不惟史料價值要多打問號,各家所引的文字也頗爲凌亂隨意。這就給我們的收集與整理工作帶來巨大的困難。當然,我們也應當看到我們的優勢,或者說我們時代的優勢。第一,我們的圖書資料較之過去更爲集中;第二,前人及同行的研究成果也較之過去更易掌握;第三,經過一個世紀的學術現代化的努力,我們的學科建設也更加成熟;第四,古籍數位化的成就也爲我們的整理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凡此種種,都爲我們提供了更大的便利,同時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個人總的感覺,如果說,20世紀是中西文化從衝突走向融合的話,那麽21世紀就應當是在全球化範圍內結出豐碩成果的世紀。就古典文獻的整理和研究而言,集中優勢力量,各個部門協調合作,努力完成一些集大成的工作,這是完全有必要的,也是完全有可能的。這些工作不僅具有劃時代的學術意義,而且通過這樣一些承前啓後的資料整理及研究的集大成工作,可以充分展現我們中華民族文化大國的形象,其政治影響也是不容低估的。因此,我誠懇地呼籲圖書館界與高校科研部門及出版機構精誠合作,發揮各自的優勢,努力使我們的收集整理與科研方面的工作更加科學化、規範化和系統化。爲此,我提出幾點膚淺的看法供地方文獻整理工作者參考。
 
第一,資料的系統整理
 
系統整理的前提是全面佔有資料,包括原始資料和後人輯校成果。逐條編排, 並作必要的校勘工作。高文典册,零篇斷簡,均在輯錄之列,彙編《漢唐地方文獻類編》。理想的編纂應當分門別類,譬如,根據資料來源,按時編排。如《三國志》裴注、《世說新語》劉注、《漢書》顔注、《後漢書》李注、《史記》三家注、《文選》李善注及敦煌文獻等順序,輯錄相關文獻。倘若有相對完整著作流傳於世的,如《華陽國志》這樣的書,就選擇最古的本子。更重要的是,特別應當標注前人的輯佚成果,至少在相關條目下標注輯錄者姓氏。這是學術研究的基本風範和品格。
 
第二,史料的甄別概括
 
在文獻類編的基礎上,梳理各種地方文獻的作者、內容、版本及其價值,編纂《漢唐地方文獻綜論》。這項工作要充分展現前人和並世同行的研究成果,求全責備,爲後人提供一份翔實準確的研究資料。
 
第三,專題的深入研究
 
在文獻綜述的基礎上,加强專題研究,完成《漢唐地方文獻研究》。通過地方文獻資料,考察各個地區的行政規劃、人口變遷、物産特點、風土民情、杰出人物等,通過這些深細的研究,真正探尋漢唐盛世的經驗教訓,爲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做出應有的貢獻。
 
學術研究,需要的是耐心細緻的伏案工作,任何坐而論道式的設想其實並沒有多少意義。本人撰寫這篇小文,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也屬於這種坐而論道的性質,雖然自己一直在默默努力將這一設想付諸實踐。這裏所以不揣簡陋,冒昧地將這些極不成熟的想法向諸位專家學者彙報,還有一個想法,就是喚起同行的關注,共同做好這項工作,以便儘量减少不必要的闕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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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佳榮“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_教學研究_
“諸家異物志”﹑“中外交流古志”輯佚索引 _
附三﹕近人部分輯佚成果及研究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