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http://history.cun.edu.cn/aboutusv.asp?id=30
傅樂煥簡介
傅樂煥(1913—1966) 我國著名民族史學家。祖籍山東聊城。1913年生于山東濟南 。1932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1936年畢業，獲學士學位。1937年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1947年得到英國文化委員會資助，到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留學，1950年獲博士學位。1950—1951年，在中國科學院考古所任研究員。1952年調入中央民族學院，先後在研究部、歷史系工作，曾任歷史系副主任(1956-1966)、院工會副主席等職，兼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和學術委員。曾參加滿族、達斡爾族等少數民族的民族識別和社會歷史調查等工作。
他長期從事北方民族史的研究與教學，尤重遼金史。與馮家昇、陳述二人並稱爲“遼史三大家”。曾參與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編纂《辭海》、編輯《中國歷史小叢書》、點校二十四史、主持編寫《滿族簡史》等。主要著述有《遼史叢考》、《康熙年代的中西關係》、《康熙年間兩個來華的葡萄牙使節》、《中西編年史文獻資料》、《捺鉢與斡爾魯朵》等。
鳳凰網-讀書-連載
傅斯年家族的毀滅（1）http://big5.ifeng.com/gate/big5/book.ifeng.com/lianzai/detail_2008_07/20/290238_30.shtml
汪籛自殺了，向達被淩辱折磨而死，緊接著，全國各高校一批批教授又先後登了鬼錄。處於風暴中心的北京大學校園，並沒有因為幾個或幾十個教授的暴斃而停止“文攻武衛”的腳步。相反，血腥暴力與奪命的劫難越演越烈。一時間，被關、被鬥、被慘遭蹂躪的”反動學術權威”達500多人，北大校園內多有跳樓和上吊自殺者，未出三個月，僅自殺的著名教授就達到了24名，有的教學樓因自殺人數過多，成為鬼氣迷蒙的人間地獄，在校的女生晚上都不敢靠近。
1966年8月24日，是北京紅衛兵暴力行動掀起大規模高潮並處於失控的最為瘋狂的日子，城裏城外大街小巷，四處躥動著抄家打人、燒燬文物、沒收財產、滿臉汗水與血污混合的紅衛兵的身影。這一天，孤身一人住在燕東園30號的北大西語系著名教授俞大，被闖進的紅衛兵三拳兩腳打翻在地，然後被扒去上衣用紮腰的銅頭皮帶猛力抽打。俞大被打得滿地亂滾，哀號不絕，直至被打得昏死過去，紅衛兵才將其家中的財產查抄，裝上卡車拉走了事。俞大乃俞大維之妹，曾國藩重孫曾昭掄夫人，時與其姐俞大縝皆任教于北京大學西語系。當1948年底南京國民黨方面組織人力“搶救”北方學人時，俞大縝與俞大及其家人屬於理所當然地被“搶救”之列。為此，時任交通部長的俞大維在調度飛機時，特向傅斯年說明一定要想法把大縝、大兩位妹妹全家“搶救”出來。傅斯年自是心領神會，拍發電報給北京大學負責“搶救”的鄭天挺，特別說明俞大維對其妹的掛念，並有“乞兄務必問她一下，給她一個機會，至感！”之語。
出乎俞大維和傅斯年意料的是，俞大縝與俞大姐妹均表示無意南飛，要繼續留在北大教書。萬般無奈中，俞大維與傅斯年只好放棄。當然，大縝與大之所以留下來，最終沒有跟隨權高位重的俞大維投奔台灣，與她們的丈夫及家人的態度有很大關係。只是令他們始料不及的是，解放區的天也有陰霾與火炎昆岡，玉石俱焚的時候，俞大與曾昭掄終於未能跨過這道鬼門關。1966年8月這個炎熱的夏日，被紅衛兵毒打得昏死過去的俞大，從閻王爺與小鬼的懷抱中重新回到陽間時，夜幕已降臨大地，她想起經受的毆打與人身污辱，悲不自制，當天晚上在家中服安眠藥自殺―這是北京大學自殺的第一位女教授。時已被打成右派，撤銷了高教部副部長職務的曾昭掄被趕出京城，正在武漢大學任教，不久也被折磨而死。
1966年5月23日，傅斯年的侄子傅樂煥在陶然公園跳湖自盡。在此前後，作家孔厥等數十人已在此跳湖溺亡。
傅樂煥是傅斯年的堂侄，其外祖父是濟南著名的豪紳張英麟（1837-1925）。自傅氏家族于晚清趨於沒落後，傅樂煥的父親攜家離開聊城，到濟南投靠岳父張家謀生。隨著軍閥混戰，刀兵四起的社會大環境形成，靠生意致富的張家也一步步走向衰落。樂煥的父親雖在先人的餘蔭下躋身於紳士階層，然而隨著家庭破敗，生活拮据，再也沒有紳士的風采與派頭了。當時在濟南的傅家可謂上有老下有小，不僅樂煥有胞弟樂炘、妹妹樂淑，另外還有孀居的嬸娘與堂妹一家的生活需要照料。按當時社會風俗，那些所謂的衣冠中人，即使吃了上頓沒下頓，也不肯把困難透露給外人，只有悄悄變賣家中的衣物維持生活，更不肯厚顏向親友借貸求援。而像傅樂煥家族，更是多了一層顧慮，怕出面借貸會有失傅家和樂煥的外祖父張氏家族的體面。在兩難處境夾擊下，樂煥的父親既不能盡當家人的責任，又無法週旋于親朋好友之間以引橋鋪路度過難關，于長期窮困潦倒而看不見希望的境遇中，樂煥之父終於忍受不住物質與精神雙重的擠壓與煎熬，對人生徹底絕望，遂于1929年年關即將到來之夜，冒著零零星星的雪花，獨自來到濟南火車站旁的一個小賣店，用兜裏僅有的三元錢打了二兩白酒，買了一袋平時最愛吃的鹽煮花生米，三下五除二灌進肚中。爾後借著酒勁，迎著刺骨的寒風與爽涼的雪花，踉踉蹌蹌爬上了碎石鋪就的路基，臥軌自殺。
傅斯年家族的毀滅（2）http://big5.ifeng.com/gate/big5/book.ifeng.com/lianzai/detail_2008_07/20/290238_31.shtml
噩耗傳來，傅家老小悲慟不已。時年16歲、正在初中讀書的傅樂煥突遭如此慘痛打擊，心情更感苦痛，待堅持讀完初中，已無力繼續升學。此時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已遷入北平北海靜心齋，傅斯年得知此情，顧及同族之誼，于1930年把傅樂煥叫到北平，以勤工儉學的性質讓其做自己的管家兼史語所抄寫員（時傅與俞大﹐尚未結婚）。與此同時，為了弟弟妹妹能夠繼續讀書和維持一家老少的生活，傅樂煥主持把濟南濼源門外好一點的住宅賣掉，全家遷居城裏歷山頂街南頭大灣街一個小巷的貧民窟中艱難度日。
身兼管家和抄寫員的傅樂煥在北平的日子並不輕鬆，對於一個初中剛畢業的學生而言，置身於性情急躁，遇事常暴跳如雷的傅斯年以及他的傭人和同事、朋友之間，就需頭腦靈活，事事加倍小心謹慎，處理好各方面關係，否則飯碗不保，未來的生活、前途更是不堪設想。好在傅樂煥是個聰明伶俐又有志氣的青年，除了把工作與人事關係處理得井井有條，還擠時間刻苦自學，終於得到了族叔傅斯年的賞識和信任。1932年寒假後，在傅斯年支援下，傅樂煥得以到北平私立立達學校高三班就讀，並於暑假前拿到了高中畢業證書，不久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其時，傅樂煥在濟南時一個叫嚴薇青的初中同學也考入北大歷史系，兩個人被分到同一宿舍。除星期天外，平時傅樂煥還要經常返回傅斯年家照料家務，以便取得經濟上的資助。據嚴薇青回憶：“從一些生活細節上可以看出他（傅斯年）的脾氣可能不小。比如有一個初冬下午，我和樂煥約好，跟他到西鐵匠營看看傅斯年的寓所和樂煥原來的房間。那天恰好傅斯年不在家，我在樂煥屋裏頭坐了一會，他帶我去看傅的書齋兼客廳。那是三大間北房（樂煥住的就是最西頭的一間耳房），房內雖是舊式的方磚鋪地，沒有地毯，但是打掃得非常乾淨，寫字檯上也是一塵不染。書櫥裏絕大部分是外文書，而且是物理方面的。據樂煥介紹，傅斯年出國最初學的是物理。等我看過出屋的時候，樂煥小心翼翼地又仔細檢查一遍，唯恐留下有人進屋的痕跡，而後才把門關好。傅斯年的衛生間在院內西南角上一座小屋裏，也是抽水馬桶。由於沒有暖氣沒備，屋裏生著爐子。在我用過並沖洗之後，樂煥又重新沖洗、檢查一遍。從樂煥這些細心檢查的活動來看，傅斯年對生活上的要求大概很高，很可能過去為這些瑣事發過脾氣，所以樂煥才不厭其煩地一再查看。同時也說明過去樂煥住在他家，大概總是提心吊膽，看來這家主人並不是好伺候的。”嚴薇青還說：“有一次，一個家在北平市的初中同學來看我們，當我談到想家、想濟南時，他說：‘你不過是想家，樂煥卻是掛家，掛著家裏如何生活。’”這一說法在嚴薇青看來“是十分中肯的”。
1936年，傅樂煥于北大歷史系畢業，在傅斯年的關照下，進入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歷史組工作，直接受陳寅恪領導和栽培。抗戰爆發後，樂煥陪伴傅斯年的母親先入安徽避難，爾後轉長沙。前文所述傅斯年因母親沒有逃出來，在暴跳如雷的同時，當場搧了兩個侄子耳光事，其中一個就是傅樂煥（另一個是傅樂成）。後來史語所遷昆明，樂煥隨往，並在昆明入北大文科研究所讀碩士研究生，與楊志玖、張政烺、鄧廣銘等友善。當史語所遷李莊後，傅樂煥以副研究員的身份在板栗坳主要從事宋遼金元史的研究，仍受陳寅恪直接指導。1942年傅樂煥發表了著名的《遼代四時捺缽考》，以遼帝春山、秋水等行跡為主線，對有關地名進行了全面考察，此文對了解遼代的疆域和地理狀況具有重大價值。由於這項研究成果在歷史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和貢獻，傅樂煥榮獲中央研究院頒發的楊銓獎金。
傅樂煥在李莊時，他的老母仍在濟南，妹妹傅樂淑則在昆明西南聯大歷史系讀書。樂煥掙的薪水要拿出大部分分別寄往昆明與濟南，以盡家中長子之責。時濟南已淪陷，連寄款的線路都已成了問題。據樂煥的同窗好友、北大畢業後在濟南劉魯中學高中部任教的嚴薇青說：“這時樂煥的母親來找我，說是樂煥來信，讓商量一個從後方寄錢來濟南的辦法。以後通過我父親的朋友柳老先生在西安的親戚，讓樂煥設法把錢交給家在西安的友人，由友人如數送錢給柳老親戚家，柳老在濟南接信後再如數把錢給我，我再轉交樂煥家裏。這個撥款的辦法大概一直用到抗戰勝利。”
由於困厄李莊，醫療條件缺乏，加之長期焚膏繼晷攻讀著述，傅樂煥患上了嚴重的心臟病，以致到了抗戰勝利返京復員之日，由於病情極其嚴重而不能隨復員南京的史語所眾人同行。樂煥在致傅斯年的信中說道：“事實上必不可能”，唯一的一條路就是“只有暫留”李莊，一個人孤獨地等待病情好轉。身在重慶的傅斯年讀罷此信，念侄子早年喪父，命運多蹇，流徙西南而只能翹首北望，家有老母而不能即行相見。想到此處，不禁潸然淚下。
傅斯年家族的毀滅（3）http://big5.ifeng.com/gate/big5/book.ifeng.com/lianzai/detail_2008_07/20/290238_32.shtml
當傅斯年最後一次回到李莊時，察看了傅樂煥的病情，確認在短時間內無法回京，萬般無奈中，只好託李莊鄉紳羅南陔在鎮內找了個稍好一點的房子，為其日後養病之居所，慢慢等待病情好轉。1946年秋，史語所人員全部復員回歸南京，傅樂煥因心臟病持續惡化而不能長途行動，只好一人滯留在李莊休養。這年的10月31日，他在答傅斯年的問詢時說道：“侄病近月來一般情形，略有進步，唯心臟趨弱，聽之而已。早日回家事，非今日體力所能支。”直到次年春，傅樂煥的病情有所好轉，才告別了生活6年之久的李莊，乘船返回南京任史語所副研究員。
1947年，傅樂煥獲英國文化委員會資助，向史語所請假，赴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深造，從事藏文、波斯文、政治經濟思想史、歐洲中古經濟史及歐洲中古近代史大綱等的學習和研究，後獲博士學位。在英國期間，傅樂煥受“赤化”宣傳和“洗澡”的影響，思想發生了巨變並轉向左傾。1948年4月3日，他以教訓的口吻致信正在美國治病療養的傅斯年說：“昨間接聞人言，我叔近在美常作演講，協助政府。在美部分左傾學生，頗為失望。今日政府之頹局，完全他們自己造成，不值得為之過分分神也。”
在以往的叔侄通信中，傅斯年總是以長輩的口氣居高臨下地對這位侄子發號施令，而傅樂煥也都是小心謹慎、唯唯諾諾地點頭奉命行事。樂煥每有致傅斯年的書信，也只是談些讀書做學問，甚或家務之類的瑣事，從不涉及政治。想不到出洋沒一年，這位侄子竟涉及起政治，且在國民政府尚未倒臺，自己正為蔣家王朝四處奔波，企圖挽狂瀾于既倒之時，教訓起自己來了。此舉令心高氣傲、不可一世的傅斯年看來，真如太歲頭上動土，佛頭抹糞，犯上作亂。於是勃然大怒，恨不得立即把這位侄子拉出來像抗戰初期一樣當場搧幾個響亮的耳光，再給他來個“下馬威”。無奈遠隔大洋，力不能及，只好把滿腔怒火化做淩厲的文字予以反擊，來了一頓真真切切的臭罵。也就從這時起，叔侄二人之間在政治上已呈分道揚鑣之勢。
儘管如此，傅斯年到了台灣之後，念及舊情以及樂煥的才學，曾多次致信致電召其在英學成後直接赴臺就事，並云另一位與樂煥經常在一起的本家弟弟傅樂成已赴台島，出任臺大副教授，等等。但傅樂煥此時如同一隻出巢的雄鷹，面對天藍海闊的大千世界，再也不想回到國民黨政府與叔叔掌控的機構中做事謀職了，他要尋求一種天地清新的新社會，要投奔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大陸，並將自己的餘生貢獻給新中國的學術事業。傅樂煥拒絕來自傅斯年的勸說與各方面的利誘，排除種種干擾，于1951年毅然返回他想像中繁花似錦、自由幸福的中國大陸，初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員，1952年調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時為研究部]任教授、副主任，兼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和學術委員。其間，與學術大師、史學界“二陳”之一的陳垣侄女[陳雪白女士]結婚，並陸續有了三個女兒。在相對安靜舒心的生活環境中，傅樂煥埋頭治史，先後參加並領導對滿族、達斡爾族的民族識別工作和調查研究，發表了《關於達斡爾的民族成分和識別問題》等研究成果，主編了《滿族簡史》、《金史》，參與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校點《二十四史》，參與編纂《辭海》、《中國地震史料輯錄》，編輯《中國歷史小叢書》等，對中國少數民族史的研究事業做出了劃時代貢獻，並以此躋身於國內外最有影響的遼金史學專家之列。
傅斯年家族的毀滅（4）http://big5.ifeng.com/gate/big5/book.ifeng.com/lianzai/detail_2008_07/20/290238_33.shtml
當“文革”風暴到來之時，傅樂煥成為中央民族學院首批被打翻在地者，這個劫數除了學術上的“反動”外，更為致命的是他與傅斯年的關係。一時間，傅樂煥成了“國民黨蔣介石的忠實走狗傅斯年安插在大陸的特務”、“潛伏在人民內部企圖顛覆無產階級政府的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傅樂煥身心痛苦至極、哀傷至極。在走投無路﹑生不如死的悽慘境況中，他最終選擇以死明志，以死抗爭，以死證明自己“士可殺，不可辱”的傳統士大夫的氣節與骨氣。主意打定，在一個漆黑之夜，傅樂煥悄悄……直奔早已選定好的陶然湖。當他穿越大半個北京城翻牆進入這座秀麗的公園時，內中樹木陰森，雜草叢生，一片荒涼死寂的氣氛。整個園內同北京城一樣，經歷了一天的瘋狂之後，疲憊地進入了充滿一個個恐怖畫面的夢境。他默默來到陶然湖邊，此時月亮正是上弦時分，月光映照下的湖水散發著明晃晃的光。沒有蟲飛鳥鳴，只有恐怖的心悸與生命的蒼涼。……望著面前的一切，傅樂煥悲從中來，他絕望地抬頭望了望遼闊的天空，又低下頭望著平靜的水面，思緒翻騰中百感交集。最後，他下定決心……悄無聲息地把頭一伸，縱身一躍，鑽入湖底。
第二天，他的屍體從湖底漂上了湖面。中央民族學院去收屍的人後來說，他們看到，傅樂煥的屍體在湖上浮起時，面朝下，是趴著的。當時在北京流傳著一種說法，凡投水自殺的人，當屍體浮起時，女的仰著，男的趴著。傅樂煥的例子符合這一說法，因而斷定是投水自殺。這個斷定是從普遍現象中得出的規律，或有什麼科學依據，無從得知。但在“文革”期間，因到處找繩子上吊自殺，或投河湖自盡的人越來越多，案例自然也就水漲船高，人們才有了這樣的經驗和這樣的說法。如作家老舍在1966年8月23日遭到殘酷的“批鬥”後失蹤。第二天，有人發現他已在北京西城區太平湖投湖自殺，據說老舍的屍體也呈趴伏狀。
在傅樂煥投湖自殺之前，他的堂弟傅樂成隨傅斯年赴臺後，未及婚娶即病逝孤島；其妹傅樂淑則遠走美國。因了傅斯年與樂成、樂淑的親屬關係，整個傅氏家族開始了一場劫難。與傅樂煥同一輩分的族侄、遼寧鞍山礦物研究所研究員傅樂新，被打成右派，下放農村勞動改造；傅斯年的親侄子、聊城文化局幹部傅樂銅，被打成右派，下放農村勞動改造；傅斯年的族叔、中國農科院研究員傅昕安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獄；傅斯年母親在重慶歌樂山的墳墓被炸開，其母的頭顱被造反派倒上洋油掛在樹梢點了天燈。傅家在聊城的祖宅被推倒砸掉，龐大的院落成為瓦礫遍地的廢墟。至於受清朝皇封佔地120畝的墓地―聊城郊外的傅家墳，被毀於一旦。大清開國狀元傅以漸作為“地主階級的頭子”與“台灣特務、反革命分子傅斯年的祖師爺”，其墓被紅衛兵用烈性炸藥炸開，劈棺拋屍，陪葬品或被劫掠，或被砸毀，或遭焚燒。未久，整個傅家墳近百座墓葬全部被炸開，在拋棺揚屍的同時，地下隨葬品被洗劫一空。最後連牌坊、石碑、神道及道邊的石獸、石俑、皇帝御賜碑文等全部被炸毀搗碎，傅氏家族成員甚至與其沾親帶故者，自此作為臭名昭著的“五類分子”，披枷戴帽，或拿入大牢，或被鎮壓，或接受革命群眾的監督改造。整個聊城傅氏一門自大清入關三百年的豪門基業，至此連根拔起，徹底算是家破人亡鬼吹燈了。
陳佳榮“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_學術資訊_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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