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族學縱橫》(紀念宋蜀華教授文集)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中央民族大學中國少數民族研究中心編
民族出版社2003年8月1日出版

內容簡介
本書收錄了宋蜀華先生近年有代表性的論文,包括民族學縱橫觀、文化生態學、歷史人類學等多方面,以及友人及學生著述,還有與國內外學者往來書信等。
附錄:論著目錄(1950~2003)。

本書目錄
宋蜀華教授傳略
友人及學生著述
宋蜀華八十壽
明月清風祝壽來 ― 宋蜀華教授八旬華誕
宋蜀華教授 ― 一位可親的長者
老一代學者對學科建設的苦心 ― 1995年前後的一段回憶
與林耀華老師及宋蜀華學長在西藏工作隊的日子裏
研究部之靈 ― 幾個片斷的回憶
中國人類學文化性格的探尋者
宋蜀華先生與貴州“六山六水”民族調查
宋蜀華先生訪談錄
民族學研究的一部重要成果 ― 讀《中國民族概論》
一部中國民族學理論探索與實踐的力作 ―《中國民族學理論探索與實踐》讀後
歷史文獻與田野調查相結合研究方法的範例 ― 讀《中國民族學理論探索與實踐》
學習宋先生《百感》有感
集大成之作 ―《百越》簡評
試論語言社會學在社會變遷和族群關係研究中的運用
人類學生態研究的歷史與現狀
關於宗教民族學術語的幾個問題
旅遊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
邊疆政治學芻議
美國經濟人類學與中國研究
從民族文化史看台灣與大陸的關係
佤山漢族礦工族群認同的改變
台灣的“四大族群”與“族群政治”
弱勢族群的主體性與現代社會的互主性 ― 以中國民族院校的英文譯名為例
中國族群結構和象徵實踐
滿族人口的消長事出有因
我的基諾族家人
試論小乘佛教的傳人對西雙版納傣族社會的影響
藏族與傣族政教合一政治制度的比較研究
鄂西南苗族家庭的發展變化與文化變遷
“兀紐”崇拜與苗民生活 ― 融水縣安太鄉P村苗族的婚姻家庭和生育觀念的解讀
跪拜與空間:葉青村納西族東巴教宇宙論個案
2002年世界盃與民間慶典文化
……
宋蜀華教授著述選編
與國內外友人信函往來

 

[附一]百度百科介紹﹕
宋蜀華(1923—2004)﹐四川成都人。
1946年畢業于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獲學士學位。同年考入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研究院,師從
        A.P.埃爾金攻讀人類學專業,獲碩士學位。
1949年回國後,任成都華西協和大學考古及民族學博物館助理研究員。
1952年起在中央民族學院從事教學與科研工作,1981-1986年任副院長。
1985年被聘爲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
1988年當選爲英國皇家人類學會榮譽會員。
1993年受聘爲全國博士後管委會專家組成員。
曾任中國民族學會會長、名譽會長。 

榮譽成就
      1983年7月,出席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第28届會議,1984年當選爲該委員會委員,1988年、1992年兩次連選連任,作爲專家定期赴會,爲《消除一切種族歧視國際公約》的執行做出積極努力。
  多次應邀赴墨西哥、澳大利亞、日本、美國、韓國等國進行學術交流;多次深入偏遠少數民族地區進行田野工作,撰寫調查報告數十萬字;長期從事教學工作,培養出一批批民族學和民族史專業人才。
  研究領域廣闊,成果豐碩。出版的主要著作有《中國民族問題研究》﹐《百越》﹐《中國民族學理論探索與實踐》;與人合著《原始社會史》、《中國少數民族》等書。此外參加《辭海》等權威性工具書的編撰並擔任《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卷》編委兼民族學分科副主編、《民族詞典》副主編等,在國內外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主編的教材有《中國民族概論》、《民族學的理論與方法》等。
                  [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440908.htm

[附二]彭澤學《懷念宋蜀華師》
2009年11月14日 星期六 19:57
                                                懷念宋蜀華師
                                                                                    彭澤學
      日前收到楊築慧博士新近出版的《宋蜀華評傳》,甚爲欣喜。該書被列爲民族出版社“品讀人類學家叢書”,32開平裝本,裝禎樸素而雅致,這樣的風格正符合先生儒雅的風度和謙和的爲人處事作風。先生去世已有5年,他的傳記由他學生撰寫完成幷于此時得以出版,可以說是對先生最好的紀念。
      睹物思人,收到先生的評傳,仿佛見到先生本人,先生的音容笑貌以及自己和先生交往的點滴細節又浮現眼前。
      1983年,當我進入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讀本科的時候,先生已是大名鼎鼎的教授,並任中央民族學院主管科研的副院長一職。當時除了學校開大會的時候見過坐在主席臺上宋先生之外,並無與先生接觸的機會,但先生儒雅的風度還是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87年,我因報考先生招收的西南民族史專業研究生,才有了第一次與先生面對面交流的機會。那是1987年夏天,先生和吳恒教授共同主持對我的研究生考試複試。面對兩位大教授,我難免有些緊張,但兩位教授平易近人的態度很快就消除了我緊張情緒。我還清楚地記得,當時先生問我的一個問題是:“70年末至 80年前期這段時間,是土家族的人口數位非自然增長最多的一個時期,你對這個問題是怎麼看的呢?”在我回答問題的過程中,先生面帶微笑不時地朝我點頭。其實我當時感覺自己的回答並不十分圓滿,但先生的點頭和微笑卻給了我這個還沒入門的學生巨大的鼓舞。
      幸運的是,我通過了考試進而成爲先生門下的一名弟子。更幸運的是,我們那一届共5位同學,而指導我們的是一個包括先生在內的4人導師組(另外3位導師是:吳恒教授,邵獻書教授,祁慶富教授)。4位導師都是西南民族研究領域的專家,且各有所專,宋先生講傣族史,吳先生講彝族史,邵先生講西南民族通史,祁先生講西南民族史研究史料方法。能有這樣的師資力量搭配,對于門下的學生而言,確實是非常幸運的。 
      先生受專業教育的背景是先歷史學而後人類學,既受過良好傳統文化教育,又受過西方社會學人類學的系統訓練。中西兼修的知識結構和幾十年的教學實踐,使先生對學生的培養有自己成熟的體系和方法,既强調歷史基本功的重要,也注重理論修養和跨學科知識的積累。這一點在我們的課程設置上即能夠充分體現先生的良苦用心,于專業課程之外,爲我們安排的課程還有:賈敬顔教授講授的《中華二千年史》(鄧之誠著);王輔仁教授講授的“藏學”;呂大吉教授講“宗教史”,陳克進教授講《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恩格斯著作);王曉義教授講授的《民族社會學》;張公謹教授講授的《社會語言學》和西雙版納傣語等等,目的是想讓我們夯實基礎,擴大對相關學科的知識面,提升理論素養。由于先生擔負有重要的社會工作,因此給我們講課的時間並不算長,但先生的授課卻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永遠是語調平和,音調適中,課前準備認真而充分,所講內容條理清晰,旁徵博引,娓娓道來,其儒雅的風度和淵博的學識深深地吸引和感染著我們,每聽先生的課都有如沐春風之感。
      先生既是我們專業學習上的導師,更是我們人生道路上的良師益友,因此先生打動感染我們的遠不止在課堂,遠不止于他的學識,還在于先生的人格魅力,在于他那種翩翩君子風度,爲人處事的禮讓謙和,對事業的執著,對學生的慈愛,對名利的淡泊,對人生的那份從容和淡定。儘管過去了很多年,先生對于我們的學習之外的影響和關懷,點點滴滴,至今還是那麼清晰,那麼親切。儘管當時先生已年近七旬且社會事務繁忙,但我們幾個同學提議的活動,先生都會盡力抽出時間參加,這對我們來說真是莫大的榮幸和滿足。3年的師生相處雖然短暫,但短暫時光裏留下的記憶卻那麽的深刻,多年以後的今天,本人仍然無法忘懷先生看望“大病”中的我的時候那慈父般的目光,難忘他親自送到我宿舍的那罐熱騰騰香噴噴的雞湯,難忘我們一起騎著自行車郊游的那份閑適和愉快,難忘在低矮的平房裏(當時的祁老師家)的聚餐以及我們師生間的那份融洽和親熱,更難忘先生當年對我的年少輕狂行爲的寬容(以先生在音樂上修養,以先生的人生閱歷和感悟,我當時居然敢在先生面前唱《三十以後才明白》)!
      1990年,我離開北京,離開相處了3年的老師來到成都工作。雖然遠隔數千里,我卻能真切地感受到先生對學生關懷和那份濃濃的愛。這種關懷和愛並不是用語言來表達,而是體現在點滴的細節。比如每到新年我都會收到先生寄來的明信片,上面是工整的字跡和美好的祝福;又如,先生每參加學術會議碰到成都熟人,就會問起我和利輝同學的情況,而其間他僅有的兩次來成都出差,都于百忙中打電話約我和利輝同學見面,詢問我們的工作和生活;再如,雖然在3年學習期間由于自己的不刻苦,我並沒有學到該學的東西,最終也沒有走學術的道路,但先生卻並沒有嫌棄他這個不成器的弟子,而是時時關懷並鼓勵,每有新著出版,都會題名相贈,先生在專業上給我的這種鼓勵,對我從事民族出版編輯工作真是受益匪淺;2003年,當我北京看望他老人家的時候,先生還以自己的80壽辰紀念文集《中國民族學縱橫》相贈,那也是我接到先生的最後一本贈書,想不到那次見面竟成爲我們師生之間的訣別。
      離開先生走向社會的時間愈久,就越是懷念跟隨先生學習的那段日子。重新回到先生身邊讀書是我曾經的一種強烈願望,但這願望因先生2004年的駕鶴西去而無法實現,如今只有把這種願望化作對先生無盡的思念和緬懷!

附一:《宋蜀華先生學術活動年表》(資料來源:《宋蜀華評傳》)
1942-1944年,就讀于齊魯大學(成都)歷史社會學系;
1944-1946年,就讀于燕京大學(成都)社會學系;
1946年7月-1946年11月,工作于成都華西大學博物館;
1946年12月-1949年3月,留學于澳大利亞悉尼大學學習人類學;
1949年4月-1951年6月,工作于成都華西大學博物館;
1951年6月-1952年8月,參加西藏科學工作隊;
1952年8月-1956年8月,工作于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
1953年,甘肅﹑青海民族調查;
1955年4月-1955年8月,參加貴州民族識別工作;
1956年8月-1969年11月,工作于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
1956年8月-1960年,參加雲南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
1964年10月-1965年6月,參加四川涼山“四清運動”;
1969-1971年,湖北潛江沙洋“五七幹校”;
1979年1月,被評聘爲副教授;
1979年3月-1980年7月,任中央民族學院科研處副處長;
1980-1987年,任中央民族學院副院長;
1981年,當選中國民族學學會理事,世界民族研究會副理事長;
1982年﹐當選中國人類學會理事;
1983年被評聘爲教授;
1983-1987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學術委員;
1984-1996年,當選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委員;
1985年,被聘爲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
1988年,當選英國皇家人類學會名譽會員;
1989-2002年,任中國民族學會會長;
1992年,獲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
1993年,被聘爲全國博士後管理委員會專家成員;
1993-1996年,任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研究院院長;
1996-2000年任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研究院名譽院長;
2000-2004年,任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名譽院長;
2004年,被國家民委評爲有突出貢獻專家。

附二:《宋蜀華先生學術著作簡介》(資料來源《中國民族學縱橫》)
宋蜀華教授學識淵博,研究領域廣泛,除專攻民族學(文化人類學),民族史以外,還對于社會學﹑考古學等相關學科也有相當造詣。在從事學術研究的幾十年裏,發表論著(含與他人合著)19部,論文和文章80多篇。其學術成果以嚴謹﹑精思﹑準確﹑求實﹑富有創見著稱,自成一家之言,在國內外學術界有重要的學術影響力。上世紀1980年代以後,逐漸成爲中國民族學學科帶頭人的宋教授,深感學科方法論研究的滯後已嚴重制約民族學學科的發展,因此一直致力于民族學研究方法論的探索,先後發表有《中國的民族學研究必須和歷史學緊密結合》(1981),《發展有中國特色的民族學》(1991),《論中國民族學研究的縱橫觀》(1994),《論歷史人類學與西南民族文化研究-方法論的探索》(1997),《民族學應用與中國民族地區現代化》(1997)等重要論文。其主要學術思想是:中國民族學研究必須符合中國國情,必須立足于中國的歷史文化,必須中國化,才能更好地爲現實服務。爲此,先生主張在研究上持動態發展的觀點,在方法上構建自己的特點和重點,强調縱橫研究相結合,微觀研究與宏觀研究相結合,傳統文化研究與生態研究相結合,文化變遷與民族關係的研究相結合,以及跨學科綜合研究等。先生的學術觀點和主張充分體現了其作爲學科帶頭人的遠見卓識。先生在幾十年學術研究中,對于民族學和民族史研究,有許多富于創見的研究成果。1962年執筆完成的集體之作《對我國藏族,維吾爾族和傣族部分地區解放前農奴制度的初步研究》一文,堪稱中國少數民族社會形態比較研究的開山之作;上世紀80年代以後相繼出版的專著《百越》(1991),《民族研究文集》(1996),《中國民族學理論探求與實踐》(1999),《中國民族問題研究》(1981,西班牙文版)等著作,嫻熟地運用多學科知識和理論,對學術界關注的許多問題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在國內外學術界産生了重要的學術影響。爲了促進民族學學科的教學,培養學科人才,先生先後主持和參與了多部重要教材的編寫工作:主編《中國民族概論》(2001),《民族學的理論與方法》(1998),參與編寫《中國少數民族》(1981),《原始社會史》(1984)等,這些專業教材不僅填補了學科教材空白,而且因這些著作理論水平高,包容性强,資料豐富,編寫嚴謹,使之成了相關領域的教材精品,爲學科的教學工作作出巨大貢獻。

附三:李紹明先生致宋先生信函一封
蜀華先生:近好!日前恩施一行,朝夕與先生共處,得見先生思維清晰,身體健康,乃我輩後學之福也!先生治學,爲人,世之楷模。我之一生受先生言傳身教以及提攜之處甚多,此常銘記于心,而不敢有所忘也。還望先生更加珍攝,並如以往常以教我。在恩施攝下一些影片,今檢出奉上,作爲紀念。另一張是祁慶富等在巴東野三關時所攝,請順便給他。明年當進京爲先生祝壽。文章亦當于近期寄去。有何見教,隨時示知。
夏祺﹗                                                       紹明敬上2002年8月3日
[按語:原四川民族研究所所長李紹明先生與先師宋蜀華先生乃至交,本人于1988年在因宋先生的引薦才得以認識李先生的,因爲這層關係,我才在李先生的幫助下于1990年來成都工作。因此,對我而言,兩位先生都是對我有恩的。如今兩位先生都已駕鶴西去,當我懷著崇敬的心情先後寫作兩篇紀念兩位先生的短文的時候,自然地就會聯想到兩位先生之間的友誼,故而特地將兩先生之間的這封信函附錄于此,以此紀念兩位尊敬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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